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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矗立的丰碑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736

  李松林

  在我国加入WTO、改革开放进入又一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60年过去了,《讲话》这一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文献,仍如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样矗立于文学殿堂之中。它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新的世界。它的思想哺育了一代新的文艺工作者,它的真理本色,历时而弥新。今天,如果我们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学习这部光辉文献,就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它深邃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清新切实的现实意义。如今的情况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话时的情况相比,无疑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讲话》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一切无谓的贬抑和飞扬的谤尘,都难掩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以其特有的缜密和明快确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的。”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背起行囊,下厂、下乡、下部队,为群众演出、创作,并在群众生活的沃土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讲话》就不会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文艺作品,更不会产生像李季这样的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诗歌作者。正是《讲话》促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诞生,是《讲话》哺育了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从而为中国文艺增添了新的题材、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形式、新的色彩。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创造了一大批为工作在生产第一线、战斗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终年劳作在干涸而贫瘠的土地上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因而,《讲话》对中国革命文艺乃至当时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表现出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大众化理论的深化和总结。而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在《讲话》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种被文学界普遍认同的思想和创作原则,除了阐释者所具有的政治权威及影响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客观现实也迫切需要这种理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使每一个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时代和社会也赋予了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使命感,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成了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现实下,毛泽东同志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并结合当时现实的需要,系统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主张。无论是作为中国革命还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工农兵在这种以革命的力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过程中,都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决定作用。在这个历史变革时期,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就不仅有了文学理论的总结性价值,更有了紧迫的现实社会价值,使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社会的物质力量,文艺从而就直接获得了功利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并不回避这一目的追求,他明确宣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可见,他着重强调文艺的当时价值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需的。

  作为后人,对一种历史作出评价总是轻而易举的,而就在这轻而易举之中,往往对历史进行误解和曲解。评价历史的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把鸟儿放回山林,把鱼儿放回大海,去观察它们的生活原态。历史性的原则就是要求评价者对历史的产物进行还原性的理解。而对于每一个现在的时代来说,任何历史都是有缺憾的。这应该是历史评价的又一个基本原则。比方说,毛泽东同志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的观点的批判,由于时间的间隔和空间的变换,在世界政治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这种“统一的爱”是确实存在而且是确实需要的。因而,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在历史性和现代化的尺度下,我们可以对《讲话》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作出这样的一种理解,它的基本精神在当时具有着极高的价值,在今天仍然存在着,但有些观点在当时有价值,但在今天却有其局限性。并且从发展的历史观来看,任何完美的事物有其不完美的发展过程,而任何不完美的事物又都有其走向完美的可能。所以,缺憾和局限一方面表明了事物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表明其具有未来充分发展的空间。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指出某一历史产物所存在的缺憾和局限并不是对其的否定,而是一种符合一般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法则的判断,是对这一历史产物所可能具有的生命力的承认和未来发展空间的肯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坚持《讲话》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这显然更符合新时期的社会实际。“人民”在今天是指除极少数敌对分子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除工农兵之外还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这与原来的提法相比,在服务范围上显然更扩大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今天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正在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因此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为”方向没有违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而是在这个方向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给予了补充、丰富和发展。在谈到文艺方向问题时,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充分显示了在文艺方向问题上,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完全保持了一致性和连续性。文艺大众化的思想也得以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与完善。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的文艺才会永远春色满园,姹紫嫣红。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准则,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颂扬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及伟大品格。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艺术生命才会永不枯竭;也只有投身改革大潮之中,才能获得大量的、鲜活的、生动的生活素材,进而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净化心灵、激发灵感。为此,江泽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把握时代脉搏,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只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才会有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才能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理应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恢宏的气势和浓墨重彩来描摹时代的画卷,谱写振兴中华民族的英雄乐章,鼓舞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积极进取。

  《讲话》不仅是重要的文艺思想总结,同时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容。它不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文艺问题的研究,解决了文艺工作中一系列原则性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极大地推动了革命文艺工作的发展,而且在运用之中又有所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理论宝库。《讲话》中关于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论述,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论述,关于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论述,关于文艺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以及“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关系的论述,关于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论述,关于文艺批评应当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坚持政治和艺术统一的论述,关于文艺应当暴露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论述,关于文艺工作者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的论述等,都是非常精辟透彻的。《讲话》中关于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的论述,关于文艺和生活、文艺和政治、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普及和提高、暴露和歌颂、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动机和效果等辩证关系的论述,关于具体的人性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的论述,关于爱的阶级性的论述等,都具有一般的方法论的意义,为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树立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光辉典范。所有这些思想,作为《讲话》的基本精神,它曾经教育和武装了一代文艺工作者,成为他们革命创作活动的力量源泉。

  我们正处在21世纪之初,改革开放已使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也造就了一个社会深刻变革、生产力高速发展、思想空前活跃、人的价值与力量充分展现的光辉时代。加入WTO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将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广大文艺工作者应依照《讲话》的基本精神,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的变化,关注与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准确地把握与反映时代精神,奏响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旋律。

  在《讲话》发表60周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决不可照搬照抄,而应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按照它指引的方向、所指明的道路、所提出的原则、所提供的方法,去从事文艺创作,承担起文艺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应负的责任。这才是对《讲话》最好的纪念。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