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人民性是延安时代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梁星亮

　　延安时代是中共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是延安文化的繁荣，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新”：

　　一、新题材。反映抗日战争、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生产和生活的新主题、新题材的作品占主要地位。据《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篇作品为例，其中以抗日战争和军队为主题、题材的作品101篇，占总数的57.06%；以农村土地斗争和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为主题、题材的作品41篇，占总数的23.16%；以描写工农业生产为主题、题材的作品16篇，占总数的9.04%；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情况的作品7篇，占总数的3.95%；反映其他方面题材的作品12篇，占总数的6.7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反映民族解放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的作品成为当时文艺创作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二、新队伍。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华儿女向往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延安，延安成了抗日新文化的摇篮。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先后到达延安的主要文化人有：周扬、周立波、周而复、赵树理、柳青、丁玲、欧阳山、刘白羽、柯蓝、贺敬之、康濯、秦兆阳、丁毅、杨绍萱、齐燕铭、姚仲明、水华、陈波儿、王大化、路由、李纶、魏晨旭、任桂林、黄既、李波、马可、柯仲平、罗烽、于黑丁、马健翎、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艾青、李季、田间、郭小川、杨朔、李冰、张志民、严辰、刘御、钱藜、戈壁舟、蔡其矫、萧三、吴伯箫、贺绿汀、萧军、艾思奇、严文井、陆定一、凯丰、何其芳、荒煤、范文澜等。集中了全国优秀的作家、戏剧家和艺术家。这些文艺工作者、作家、革命青年都是带着炽热的革命激情奔赴延安，拿起笔做刀枪，打击敌人，揭露敌人。他们遵循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投身于工农兵的火热斗争，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创造了时代的、民族的大众文化。

　　三、新形式。别开生面的延安戏剧，风貌一新的延安诗歌，充满生机的延安小说，活跃而普及的延安音乐，日益兴盛的延安文化社团，层出不穷的文化期刊，繁花似锦的社会科学，遍及边区的新闻报刊，还有“鲁艺”的创立、电影的初创、美术的繁荣，等等。

　　四、尤为突出的是新方向。就是延安文化的人民性——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延安时代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色：  第一，通过不同的作品形式，塑造了大批新的人物形象，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真正的主人公。在小说中，赵树理于1943年5月写成了《小二黑结婚》；1943年10月写成了《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塑造了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形象；短篇小说《孟祥英翻身》，塑造了渡荒英雄孟祥英的形象。孙犁于1945年发表的《荷花淀》，塑造了水生嫂等一群劳动青年妇女形象。在剧作中，歌剧《白毛女》成功地塑造了杨白劳和喜儿等农民形象；新型歌舞短剧《兄妹开荒》塑造了新型农民的形象；剧作《刘胡兰》，根据真人真事塑造了刘胡兰的形象；戏剧《王秀鸾》塑造了劳动模范王秀鸾的形象；剧作《钢骨铁筋》塑造了八路军排长、炊事员老王、勤务员小刘等英雄形象。在诗歌中，李季创作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成功地塑造了在党的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中成长起来的有革命觉悟的战士王贵和美丽、善良、勤劳勇敢、爱憎分明，具有强烈反抗性格的李香香这样两个感人形象。总之，无论是小说、剧作还是诗歌，其中所塑造的人物都具有新的思想内容。历史的真正主人公工农兵已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第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文化新内容的结合。这个特色表现在新形式与新主题、新人物相适应，表现在吸收民间艺术新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表现在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上。

　　在吸收民间艺术营养，创造新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面，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把快板与叙述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贺敬之的《白毛女》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吸收戏曲和话剧的优点，创造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型歌剧；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信天游”的格调，成功地运用了流行在陕北地区、深受群众喜爱的民歌形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郭沫若称赞它为“新的意识与新的形式的有一个有机的存在”。在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融新内容与传统民族形式于一体方面，主要代表作品是《逼上梁山》。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开辟了旧剧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广阔道路。毛泽东在看了演出后称赞这个戏“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那么新文化就很难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生动地、理智地、科学地把民族旧的文化改造为民族的新文化，把新内容由旧形式表现出来，使文化新内容得以最广泛地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使文化新内容不断地征服旧形式，不断地使旧形式成为文化新内容的附属，从而过渡的文化新形式。这是延安文化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第三，大众的文化由人民大众来创造。延安时代的创作，由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与工农兵群众业余创作两个方面组成。这就不仅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结合得更加紧密，而且工农兵群众创作的文化作品直接给新的文化队伍灌注了血液和生命。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在农村，文艺活动更为活跃，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群众翻身，自唱自乐”，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日战争和劳动生产。在诗歌方面，群众诗歌创作，题材相当广泛。一类是翻身诉苦，斗争地主，控诉旧社会的，如《揭开石板看》、《翻身说理》、《进了地主门》、《别受骗》等；一类是歌颂党、歌唱新生活的，如《东方红》、《万丈高楼平地起》、《共产党好比红太阳》等；再一类是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战斗生活的，包括参军、支前、打仗、生产等，如《运粮官》、《送哥哥出征》、《我的七九枪》等。这些诗在形式上多是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顺口溜、枪杆诗和快板诗等，在表现手法上善于运用比喻，富有生动的形象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在群众戏剧创作上，主要是以新秧歌剧为主。在延安掀起的新秧歌剧运动的高潮中，群众戏剧活动广为开展，产生了许多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如《钟万财起家》、《动员起来》、《货郎担》、《小姑贤》、《牛永贵挂彩》和《抓壮丁》等。

　　延安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延安时代文化所蕴含的精华永远是鼓舞、激励新时代前进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学习《讲话》就是要弘扬延安文化的精神，建设新文化，讴歌新时代。

(作者：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