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前后的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

　　花海洋   沙  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真理，纷纷从国统区来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们热情地讴歌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热忱和英雄事迹，产生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在边区，自1937年至抗战结束的这段时期，各种文艺组织和文艺团体相继而生，不仅开创了新时期文艺的鼎盛局面，而且用文艺这一特殊形式，有力地支持了各根据地人民的抗日事业。

　　1937年8月，由最先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作家丁玲、吴奚如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在延安发起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并东渡黄河到抗日前沿阵地，为八路军指战员们巡回演出，受到广大指战员们的一致好评。

　　1937年11月，为了把文化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统一行动，以促进边区文艺界人士极积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由成仿吾、艾思奇为领导的民众剧团。该团成立后，立即对旧戏剧进行了改造，领导边区人民学唱抗战歌曲。之后，“文协”又组织了“抗战文艺工作团”，并先后派出刘白羽、雷加和卞之琳、周而复等人奔赴晋西北等根据地，进行抗战宣传。

　　为了培养抗战艺术干部，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后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不但两次为鲁艺题写校名，而且还多次到鲁艺讲课，对师生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张闻天在给鲁艺的题词中要求鲁艺师生们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

　　1938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等人在延安组建了“延安电影团”，《延安与八路军》是他们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电影团曾在动员和教育边区人民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边区的文化艺术活动蓬勃发展，相继成立了“音乐界救亡协会”、“新文学研究会”和“抗战文艺工作团”等十多个文艺团体。在先后创办的六十多种报刊杂志中，以《文艺战线》和《文艺突击》等为代表的文艺期刊就有二十多种。这些文艺团体和文艺期刊积极为抗战服务，为促进边区的文化艺术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尽管边区文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的大脑中保存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来，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有许多人提出了错误论调，说什么“脑子里充满了革命理论，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鼓吹要树立“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并且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这一现象使许多文艺工作者偏离了宣传对象，其一言一行和群众格格不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相脱离。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1月至1942年2月间在延安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数篇文章，其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当前文艺界的八大缺点，但未能从根本上杜绝及清除这种现象的蔓延。较为突出的是，1942年3、4月间，由王实味撰写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公开鼓吹艺术至上，煽动作家暴露革命根据地所谓的“肮脏和黑暗”。

　　同时，艺术上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在抗日烽火正炽的情况下，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却热衷演出一些大、古、洋等戏剧，这些戏剧不但有悖抗日氛围，就连群众也看不懂，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但一些短小精悍的、适合广大军民欣赏的、有利于抗战的节目却被一些文艺工作者看不起，他们对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作品不屑一顾，不愿深入实际生活，而习惯于闭门造车，热衷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遭遇和消极情绪等。毛泽东同志经过长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认为延安文学界还存在许多问题，他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为纯洁队伍，端正方向，使文艺能更好地为工农兵及人民大众服务，1942年延安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一百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针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指出：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因此，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他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观察、体验生活，改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情感，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创造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针对某些人想做“中国第一作家”的愿望，说：“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志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座谈会结束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和贯彻了《讲话》精神，并深入到工农兵及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1942年5月29日，即座谈会结束后的第六天，边区文委召开音协、美协及剧协等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的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文化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5月30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鲁艺的“关门”提高和脱离实际的现象指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应该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学习，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只有这样，创作才有源泉。鲁艺从成立到结束，共培养了抗战艺术人才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62人，美术系147人，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2年10月，边区文协和延安的诗歌团体召开座谈会，研究诗歌如何面向工农兵。11月，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进行了改编，将学校改组成文工团，并决定今后应以小型的文娱晚会、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以及通俗易懂的报道和新鲜有力的歌曲为部队服务。

　　通过整风和学习《讲话》精神，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下农村、到工厂、去部队”成为文艺工作者行动的口号。1943年冬天，鲁迅艺术文学院等5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分区为军民演出，并大力普及推广新秧歌运动。音乐走上了街头，美术也走向农村。许多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后，在人民群众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他们的立场、观点及思想感情也逐步发生了变化。

　　文艺下乡不久，边区的许多农村都建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墙报及街头文艺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文艺形式，受到群众的热情赞扬。1943年后，边区平均1500人中间就有一个秧歌队，并组建了自乐班124个，皮影戏班62个。

　　随着《讲话》精神的不断深入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逐步提高，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文学方面，有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艾青的《吴满有》；音乐有贺敬之、马可创作的《南泥湾》、鲁艺音乐系创作的《七月的边区》；美术有古元创作的木刻《运盐》、《割草》；在新秧歌剧方面，有王大化、李波创作的《兄妹开荒》、马可创作的《夫妻识字》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还带动了民间各种新艺术的发展，其代表有庆阳专区的社火头刘志仁，富县民歌手汪庭有，延安说书艺人韩起祥等等。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切实贯彻和实践了《讲话》精神，把自己融入到工农兵和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文艺为工农兵及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