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
史料档案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史料档案  > 列表

“5·23”讲话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757

马广荣

  6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5月2日的“引言”和5月23日的长篇“结论”。在“引言”中,毛泽东阐明了这次座谈会的宗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这是这次会议的政治目的。《讲话》同时指出边区及各根据地的作家在“阶级立场”、“态度”、“工作对象”以及“学习”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倾向。在结论中,毛泽东又回到这些问题,详细分析了它们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突出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同时说明政治因素与艺术因素的关系,即政治因素最终支配艺术因素。他说:“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此前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观是一致的,《讲话》是其文化观在艺术上的具体体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毛泽东这种具备高度革命特征的文化观,其哲学底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与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国文化结合,已经完全本土化,从而构成新型主体文化。这就使传统的文化主体——知识分子向此一主体文化所依据的历史主体——工农兵彻底认同。这一新型主体文化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同时,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社会革命的整体理论出发,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新型主体文化塑造了一个新的理想世界——共产主义制度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它保证未来世界将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人人都有高尚的品德与充分的自由,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限美好光明的社会。这种人世终极关怀,对处于血腥的阶级冲突,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严重物质匮乏压迫下的中国民众,尤其是在对“五四”激烈反传统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社会改造的过程必须伴之以人的改造,基本的道德条件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不相对立的预设出发,新型文化的道德理想是高扬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人。理想的人格是那些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全部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热忱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阶级解放事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历史必然性的信仰与道德的纯洁性构成了两个相关的本质要素。在荒漠贫瘠的边远山区,一群生机勃勃的年轻革命者,之所以能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幸存下来,并逐渐征服广袤的中国内陆,其根本原因就是共产主义信仰转换为强大心理内驱力与精神凝聚力,身体力行的道德品质构成了强烈的感召力。正是这种新型的先进文化的精神凝聚力与道德感召力,使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呈蓬蓬勃勃的发展态势,进而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共产主义信仰只是这种新型文化的终极关怀指向,在其直接现实性上,这种新型文化更为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改革。正如毛泽东所讲:“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这种新型文化要求以下述政治经济改革为前提——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以民主集中制方式出现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并逐渐发展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它的主导因素是社会主义的,显示出文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这种新型文化的特殊力量在于它通过一系列实际操作把观念形态的东西变为现实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认真实行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部分地实现了经济自主的目标;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人际关系,与国统区的黑暗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解放区的主要为了从政治上动员农民的文艺运动、识字教育以及婚姻制度的改革等等,构成了一系列文化改革的尝试。

  这种文化景观的意义,政治性大大地高于文化本身。它的即时效应相当明显——不仅使共产主义运动赢得了切实的物质力量,而且赢得了道义的力量,即不但获得了广大农民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持,而且以其实绩使人们相信共产主义者是一批德行高尚、主义纯真、有激情、有能力拯救民族危难的志士仁人。这种状况也更加强了共产党人承当民族凝聚中心的自信,坚定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道路。

  二

  这种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新型文化作为中国式的共产主义重组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的第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在全国占主导性的文化思想方针。它的核心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不再只是共产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行动准则,而变为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中唯一被认可的哲学指导。这是因为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用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清理、批判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教育与改造人民,把这种意识形态转变为中华民族主导性的文化结构,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本在情理之中,然而,和平改造时期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完全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和经验,过分强调文化的政治性,势必导致众所周知的结果——在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中文化的政治倾向越来越重,使文化消失在政治中。

  文化政治化的出发点是要调动文化因素,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文化政治化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需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原因是改造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标准依据的改造就无法讲改造的完成。相反,往往在不同的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政治化或改造标准。因此文化政治化成为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一连串事件或运动组成。随着政治化标准的日益提高,政治化的手段也日益强烈。当觉得旧的知识分子、旧的文化或专门知识经过改造尚有点用时,运动就容易局限在文化思想领域,只要观念或态度转变就行了。而当文化思想改造完全失望,并且认为旧知识毫无用处时,有知识的人就被当作“牛鬼蛇神”,自然成为专政的对象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具有专业知识、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让位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当艺术的目的是把政策转变为舞台形象时,文化的政治化已经不能再前进一步。

  “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的政治化推到顶峰,它使发展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化体制在动乱中破产,因此,造成了文化在人才、机构与内容上的彻底断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宣布为战无不胜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和断章取义的解释有助于造反派对社会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改造,领袖的语录便可以为他们任何一种荒唐的事情提供论据。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当文化人堕落成为仅剩一些直接对政策提供直接论据的御用文人时,文化已消融于政治,而且当政策没有严格的制度化程序时,政治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当文化不存在时,理性化的政治也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大革文化命,必然导致文化的消失。

  三

  政治化限制了文化的方向,使文化只有一条路可走,非政治化则表明一种状况而非方向,表明文化可以向任何方向甚至没有方向发展。1977年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开始向自主性的方向发展,逐步向世界化靠拢,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主题和特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体制的恢复、对文化人的平反及其作品的开禁的做法,表明文化——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模型还是党的需要出发,仍应为政治服务。但是,必须首先给文化以自主性,然后才能谈服务,而且文化的服务必须是以自己的方式,是间接的服务。图解政策的服务已经很难收到真正的效果。知识分子表明他的政治态度,即使为政治服务的,也不是靠不断地表白他对政权或制度的忠诚,而是靠他们对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及艺术创作的贡献。只要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是爱国的,就应该团结他们。文化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可不可以向政治发挥影响力?文化人能不能从自己的角度评政议政?事实上,针贬时弊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儒学良心和本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化批评一直是文化积极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表达批评与建议的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社会。对政治的善意批评,也可以算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类似于医生。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就使文化人把眼光转向政治生活,歌颂美好的,批评不好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善意的或建设性的,不失文化人应遵循的基本要求。

  文化的自主即文化的现代化使文化又成为影响社会乃至政治的主要力量,这是现代社会所共有的,也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共有的。⑥只有获得自主,文化才可能与政治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接受政治影响。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越能以理性的、有道理的、守秩序的方式进行,社会就越能容忍以至接受,其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因此,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包含着社会结构的慢慢的转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必须与经济、政治的现代化相联系,才能真正实现。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作用认识不足。因此,“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这个主题进行的,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一直到建国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接连不断,并一直被提高到发展道路的高度。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突出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让文化、政治、经济共同影响社会,使中国社会全面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作者:延安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