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 前 后

　　党全义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这篇讲话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了文艺工作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一篇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它和整风运动中的其它文献一道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作用，对抗日战争以至整个民族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指导了抗战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对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克服文艺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应对各种腐朽文化的冲击，始终坚持党的正确文艺路线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很关心，很重视，并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文艺思想，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同时，他认为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土地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时，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文艺工作。毛泽东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就使得他和许多作家、艺术家有很多共同语言，为他联系文化艺术界人士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座谈会前，他找了很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征求意见，交换看法，引导灌输正确的文艺思想。早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泽东就多次发表讲话，表明他的文艺主张。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938年4月10日、4月28日毛泽东两次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发表演说，并指出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远大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当时有人认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认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这些思想有的是在所写的文章中暴露出来的，有的是在毛泽东找一些作家谈话时听到的。有的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而代表这些偏向性的作品在文艺刊物上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由此引发了文艺与党的关系问题及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等一系列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层出不穷。争论的焦点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延安整风运动也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从此在延安，接着在全党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整风对象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针对这一“特殊”性，中央领导分工时，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分管，这也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起了决定作用，发表《讲话》也理在其中。

　　综上所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应该说是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而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大气候离不开整风运动。《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始终贯穿于整个整风运动之中，直至后来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新成果，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之一。

　　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正式发表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即4月27日)发出的，并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泽东、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出席了会议，连同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和中央部分部门负责人约一百多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其中《讲话》“引言”部分就是5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所作的发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崇高评价。在后来正式发表时，改成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毛泽东所作的“引言”，报纸上并没有报道，只是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一文时，在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并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这其间，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戏剧运动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开了一整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第二次座谈会是5月16日召开的，座谈会开了一整天。这次毛泽东主要是听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作记录。其中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作品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这样能学到很多东西，并在会上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毛泽东对这个发言很满意。还有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演《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但会上仍然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问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第三次座谈会是5月23日召开的，气氛更加热烈。朱德下午最后发言时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提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是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并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队“投降共产党的”。朱德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的欢迎。发言后，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泽东是在晚饭后作“结论”的，由于饭后人数增加，会议只好移到会议室外的院子里。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充分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逐一进行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毫不迟疑地同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会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并对座谈会讲话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其中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等等。总之，毛泽东这次讲话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第二次是5月30日他在鲁艺讲课时，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提出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讲话》稿子经整理后当时并没有发表。一是毛泽东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讲话》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及指导意义。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但深入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座谈会刚刚开过，艾青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多种文化活动。音乐界也提出了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到1943年春节期间即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了。

　　与群众结合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了下乡运动。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到工厂去”的意见。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延安各剧团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国统区出面召开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看了《讲话》内容，说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兵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也是《讲话》在文艺发展史上所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879页。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1日。

　　③《中华魂》2002年第3期有关延安整风运动情况回忆录。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