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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1816

  井  荣

  延安文艺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发生的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延安文艺是最具新质新意新色彩、最鼓舞人心的旗帜。它是十七年文学的源头、雏形,而十七年文学则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壮大,二者虽然有不少区别,但基本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延安文艺诞生的时间,有人说可以从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算起,但从准确、严格意义上讲,1942年5月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应算作延安文艺的真正形成和确立。《讲话》的发表,使延安文艺作为现象定型化,作为运动定性化,作为思潮定向化,无疑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意义。

  从文学观念方面讲,延安文艺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①延安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政治,努力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了很好地实现这种服务,要求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要以“写光明”为主,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延安文艺运动所提出并坚持的这些文学观念,极大地丰富了革命文艺的创作,使其焕发出无比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社会效用,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学规范——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初级范式。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基本是这一范式的延伸。同时,也是对这一文学观念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比如,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创造和歌颂英雄形象,表现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提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②等。这些带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观点,无疑是在坚持《讲话》精神的前提下,根据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对延安时期文学观念合乎实际的科学的发展。

  从创作题材和表现主题看,延安文艺主要有政治、人民两大母题。在政治母题方面,着重通过写战争题材,表现革命救亡、爱国主义、反封建等主题,以此高扬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求得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在人民母题方面,主要通过写农民题材,表现被压迫阶级觉醒,将反帝反封建变成其自觉的行动;通过写英雄题材,表现先进人物的高贵品质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渲染产生英雄的环境,弘扬英雄所依托群体的集体主义精神。延安文艺创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将工农兵群众作为描写、刻画的主人公,作为表现、歌颂的中心。随着解放后工农兵的历史主人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愈加突出。继延安文艺显示出对觉醒农民的认同、尊崇,取仰视心理角度进行描写之后,十七年文学则更多地表现出对觉醒农民的关爱情结,显示出在历史大变革、社会关系大调整中,农民主人翁意识的增强,以及作家对探索农民生活、精神、命运历程的创作追求。另外,战争题材、英雄题材、生产建设题材等,都在延续延安文艺主题的同时,又根据新的变动的形势进一步充实、拓展,有了更加丰富、厚实的内涵,并显示出多元的意义。

  从艺术形式的追求看,延安文艺在写光明过程中,注意显示明朗的色调,显示充实明快、昂扬向上的审美风格,十分推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继承传统文学精神的同时,借鉴文学的民族化形式,十分尊重农民读者群(包括带枪的农民——士兵)的审美情趣,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创作中、长篇小说多用讲故事、章回体形式;叙事诗多借鉴民歌形式;作品语体采用浅显通俗、丰富生动、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为适应戎马倥偬、战时宣传的需要,满足文化不高的广大农民、士兵阅读和欣赏的需要,街头剧、街头诗、枪杆诗、独幕剧、报告文学、墙头小说等通俗化、小型化作品大量涌现,并且以很强的吸引力、号召力、鼓动力,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作用。延安时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学与群众相结合观念的具体体现。其作品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了延安文艺民族性、人民性的特点。十七年文学在延续、继承这些特点的同时,并在有些方面有所发展。比如作为叙事文学的长篇小说、长篇叙事诗等,仍然以满足广大群众精神需要,进行思想教育为目的,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民族性、人民性,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写农民题材的小说(如赵树理等的作品),带着浓厚的农民关怀情结,以现实主义方法描写农民一步步走向解放的足迹。这些作品程度不等地综合运用了说书样式、讲故事、章回体、民谣等形式因素。同时,大量作品则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适当涂抹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如孙犁、周立波、柳青等的作品),一方面增加新生活、新思想的亮色,另一方面提高作品的艺术魅力。如此,则农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既坚持了民族化,又趋向于现代化。

  从创作队伍来看,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经过血火交并的战争的考验,多作家、艺术家的立场、感情发生了可喜的改变,成为工农兵文学的响应者、追随者、实践者。与此同时,又有许多文学青年在延安文艺运动中锻炼成长,发展提高,一步壮大了革命文艺队伍。丁玲、周立波、赵树理、艾青、萧三、何其芳、贺敬之、吴伯萧、刘白羽、郭小川、魏巍、李季、柳青、公木、田间、舒群、欧阳山、草明、杜鹏程、严文井、沙汀、马烽、穆青、韦君宜、杨朔等,有的在当时就做出了极大的成绩,成为颇具声名的作家;有的崭露头角,为文坛新秀。他们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陶冶,政治素质、艺术修养、创作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为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发展到主流文学奠定了队伍基础。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结束,这支革命文艺大军不仅开往东北、华北,点燃那里的革命文艺之火,而且扩展、辐射向全中国,努力创造新中国人民文学的辉煌,成为十七年文学、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强大主力。

  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延安文艺始终以《讲话》为指导,密切结合当时的文艺实践,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如周扬、林默涵、艾思奇、冯雪峰、成仿吾、荒煤、陈涌等积极传播、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针对当时文艺实践,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对延安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进入十七年阶段,他们一如既往,仍然在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坚持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坚持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文艺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在十七年文学阶段中,逐渐将正常的艺术批评扩大到政治批判,从而对文学艺术的发展造成严重灾难。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讲话》为理论纲领,以政治、人民为内容母题,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艺术形式的追求,这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基础形态。其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政治性、鲜明的人民性、浓厚的民族性。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是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说有区别,因为毕竟前者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后者则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者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个别区域,而后者则在和平时期波及和覆盖全中国。说紧密联系,是因为十七年文学承续了延安文艺的许多特点,其在理论纲领、文艺方向、文学观念、创作题材、主题、表现中心、艺术形式、理论批评等大的方面均受到延安范式的深刻影响。

  同时,十七年文学对延安文艺又存在深层转换关系。因为十七年文学阶段,作家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大改变,时代、读者对文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的基本主题与延安时期相比既有延伸又有转换,作家的创作自觉不自觉地对“延安范式”有所修正、改变。如表现对象、服务对象范围扩大,创作题材、内容、主人公意义比前丰富、厚实,作家的艺术追求和作品的审美特色趋于多样。这是对延安文艺的发展和升华。

  应该说,高度重视延安文艺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充分认识其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内在联系,积极评价十七年文学对延安文艺承续、借鉴、转换、发展,对从宏观上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美学形态,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研究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促进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注  释: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②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此文由周恩来提出思想,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等起草。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