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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内外的影响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2539

  霍静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不仅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而且在国统区和国外均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讲话》在延安和各根据地

  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讲话》还未来的及公开发表,许多文艺工作者就通过参加文艺座谈会同志的记录,把讲话整理成手抄本学习。1943年3月10日,中央组织部和文委召开了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凯丰、陈云等领导到会讲了话。凯丰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讲话;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号召作家、艺术家贯彻《讲话》精神,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延安《解放日报》3月13日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精神,并在“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醒目标题下,详细介绍了《讲话》的基本观点,参加会议的作家也纷纷发表学习《讲话》体会。从1943年3月至4月,《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周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萧三的《可喜的转变》;艾思奇的《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等,畅谈《讲话》之后文艺界出现的新思想和新气象。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公开发表。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课书,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要解决文艺观、文化观、还要解决人生观、方法论,普遍宣传。”①至此,延安和各根据地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和贯彻《讲话》的热潮。各地的文艺团体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943年就发展了36个文艺团体。②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以《讲话》为指针,澄清了各种糊涂观点,放下知识分子架子,甘当工农兵的小学生。在农家的土炕上,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田间、地头、工厂,与工农兵同甘苦共患难,感受新的生活,寻觅新的题材,创作出反映工农大众的、为抗战服务的、催人奋进的作品。例如: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难民曲》;话剧《抓壮丁》、《同志,你走错了路》;小说《高干大》、《五月之夜》、《一个女人翻身》;报告文学《忆冼星海》、《田保霖》、《江南抗战的故事》;歌曲《黄河大合唱》、《活跃的肤施》、《延安颂》、《游击队之歌》、《烦恼到快乐》;散文《延安》、《生命的颂歌》;电影纪录片《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国际青年节大会》、《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版画《收获》、《选民登记》、《读报妇女》、《塞外铃声》、《陕北风光》等等。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生动活泼,明快欢乐,为革命文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各界人士赞叹。毛泽东盛赞《逼上梁山》为“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③茅盾看了《白毛女》后写了《赞颂白毛女》一文,说《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④王震看了《血泪仇》兴奋地致函马健翎,“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的高度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的同情。”彭德怀看了《穷人恨》,写信给民众剧团:“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的武器。”⑤周恩来看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特致函索要剧本“得到一读的机会”。古元的木刻被徐悲鸿大师赞为“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艺术家”,中国新版画界的“一醒”。冼星海、贺绿汀的《黄河大河唱》、《游击队之歌》等等,被老舍赞誉道:“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伸到大河南岸。”⑥公木词、郑律成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经邓小平签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时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队来到哪里,观众就走到那里,村空巷清,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草垛上也是人。激动人心的情节,燃烧在每一个人的胸间。剧情鼓励感染着人们,观众有时泪流满面,掩面呜咽,有时群情激昂,怒火万丈。这些文艺如同一把把火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烽火燃到哪里,无论是延安,还是晋察冀、晋冀鲁豫,到处都呈现着《讲话》带来的新景象,展现着时代的强音和呐喊。正如散文家师田手在《延安》一文中赞美延安文艺是“创造着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力量,铸成人类最完整的思想,为新中国而呼喊,为新中国而战斗。”这几句脍炙人口的贺词,深刻地体现了《讲话》的威力和巨大的作用,展示了延安文艺的时代性和感染力。

  《讲话》在国统区

  《讲话》使延安和各根据地文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进步文艺的发展。

  40年代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各根据地和国统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化上,国民党阻止人民接受新的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残酷地迫害和镇压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是黑暗终究不能战胜光明,根据地的新文化犹如扑不灭的火种,不可阻挡地以各种方式在国统区传播。1944年1月1日,重庆的《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分三个标题,即“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新副》在今后也将以这个方针作为他的基本原则。”明确告诉人们,《新华日报》副刊将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方针和原则。1945年秋,上海的《新文化》半月刊,又以“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的结论”、“文艺界的统一”三个拟题,分解发表了《讲话》的基本内容,并假托一封重庆的航信为掩护说:“一张旧报,上面载有一位中国伟人在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的一篇纪念文章,内容虽说事隔两年,但在文艺方向之指示和纪念鲁迅,尤其在庆祝胜利团结声中,仍有其超等的意义。”

  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转移香港。他们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印制发行《讲话》。1946年2月,香港灯塔出版社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封面绘制了红色灯塔,象征《讲话》犹如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文艺前进的方向。接着,香港的新民出版社以《论文艺问题》印制发行了《讲话》单行本。《群众》杂志以《毛泽东论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艺》为题摘录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内容。与此同时,党又派何其芳、刘白羽赴重庆,向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传达《讲话》,推动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何、刘二人首先通过郭沫若同志召集了部分进步文艺工作者学习《讲话》。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抽出时间经常参加《讲话》的学习和讨论,号召国统区的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改进文艺作风,吸取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先进经验,推动国统区文艺运动取得更大成绩。他还在一些公开场合,赞扬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各根据地,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看到《讲话》犹如“久旱逢甘露,”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文化运动的旗手郭沫若在学习《讲话》后,写了许多文章,明确表达了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他说:“今天的文艺作家应当歌颂劳动人民,表达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希望,这是新文艺和旧文艺的分水岭。”⑦夏衍同志还提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⑧文艺工作者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悄悄地将延安和各根据地优秀作品印发,到处传颂。他们还根据国统区的特点,自编自演了一些揭露国民党黑暗,歌颂解放区光明的文艺节目。在曾家岩50号临嘉陵江的小屋里,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小楼上,在周公馆的过道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坪上,有时还到郭沫若居住的天官府,组织一些进步人士进行表演。陕北的秧歌剧《大生产》、《夫妻识字》是他们演出的保留节目。有时他们还借同国际友人联欢,将一些渗透先进文化的节目搬上舞台。周恩来也经常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联欢,一起扭陕北秧歌。郭沫若曾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久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⑨许幸之也说“看完了秧歌舞演出之后,从心灵深处激起一种新鲜活泼而又亲切的共鸣。”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就是用这种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宣传《讲话》,应用《讲话》,闹红了雾都重庆,闹红了上海、南京。同时,他们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反映国统区生活的民族大众的文艺作品。如沙门创作的《还乡记》、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戏剧《升官图》、小说《虾球传》等等,把暴露攻击的对象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抗敌演剧队的文艺工作者,还深入到贵州地区创作了《苦命的苗家》,演出后颇受欢迎。这些新文化、新文艺,揭露黑暗,讽刺腐朽,歌颂人民,歌颂根据地,唤起了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有的作家以根据地文艺为榜样,开展文艺通俗化运动,向民间文学学习,创作方言文学,以唤起更广大的民众。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以“异党嫌疑”,密告重庆国民党政治部,下令阻止新文艺演出,但是一些派来阻止演出的警察,也时常站在后面观看。国民党当局无奈地表示:“这股赤风简直没有办法。”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支持下,在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斗争下,进步文艺活动由小到大,由秘密到公开,由小场合到大舞台,逐步发展,逐步渗透。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用《讲话》精神创作的适合国统区特定环境的文艺,极大地激发了劳苦大众的爱和憎。《讲话》以强大的生命力闹红了国统区,给现代文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讲话》在国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国外也同样受到文化艺术界人士的欢迎,成为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工作读本,为国际革命文艺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最早翻译《讲话》的是与我国依山傍水的友好邻邦朝鲜。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出版了《讲话》的朝鲜文译本。1946年日本的《新日本文学会》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本。从1949年——1950年,先后有英国、印度、蒙古、法国、德国、美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巴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越南、瑞典、芬兰、波兰、意大利、匈牙利等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讲话》文稿。有些国家还多次重印。日本从1946——1954年,就再版了6次,比本国同类书籍再版的都要多且间隙短。印度除印制出版英文版外,还以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文字大量出版,使印度各民族都能看到《讲话》。《讲话》译文传到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国家后,他们先后用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出版。在美国不仅用英文,还用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古巴文等多种文字同时刊载,并印发了大量的单行译本。在苏联,用俄文出版《讲话》的同时,还将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优秀作品如《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等展现给了苏联人民。从1952年到1953年,《毛泽东选集》1—3卷出版后,《讲话》译本更是突飞猛增,几乎80%的国家都有了译文本,影响更加广泛。

  《讲话》在国外大量发行后,引起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研读《讲话》,召开《讲话》的讲习会、研讨会、评论会,认为《讲话》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世界文艺也具有指导意义。蒙古作家协会主席达姆丁苏在《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中写道:“《讲话》我感到它有了不起的惊人之处,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给我们新的创作内容,更重要的是把我们从模糊不清的道路中引导到正确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革命道路上来,使我们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美丽的远景。”“《讲话》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它不是古圣贤的珍贵,而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纲领。《讲话》不仅给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给世界各国的先进文艺工作者和蒙古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密切结合实际的工作方向。”10印尼的一位作家在《革命机器的螺丝钉》中写道:“在创造为印度尼西亚工农和人民武装力量服务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中,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锐利的思想武器。”苏联评论家费德林在《现代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写到“毛泽东的讲话体验到中国人民命运中的伟大的历史进程。他代表着亿万人民——工农兵讲话,工农兵意识到自己在严重的战斗生活中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愈来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一定能战胜敌人。”古巴著名诗人纪濂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的概念里,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文件”,“确实是一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纲领。”“它得出的结论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古巴人民所生活着的这个历史时期来说是一个行动指南,这个结论有利于理解和确定艺术家和作家在古巴革命中的任务。”美国密西里根大学在用英文翻译《讲话》的导言中写道:“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是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读过《讲话》后,深有感触地写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二、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解答,毛泽东的听众们来自不同的,相隔很远的地区,毛泽东坚定地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对我们说来也象是坐在延安会议厅里的听众一样是适合的。”朝鲜一位著名作家在书中写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仅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具有划时代的巨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而且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件,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对于朝鲜革命文学的发展,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讲话》成为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指针。他们运用《讲话》精神,改变思想,转变立场,提高艺术。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在《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写到:“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印度的一位作家和评论家说“我是在我的第26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著名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与形式问题的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像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谈话。”还有一位作家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我感到它不仅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讲话》也成为许多国家进步文艺社团的工作指南。早在1946年的4—5月间,朝鲜的文化领导机构——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就组织朝鲜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诗人、戏剧家学习《讲话》,召开《讲话》的讲习会、研讨会。1972年5月还举行隆重的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大会,并重新印制了《讲话》的朝文版,下发给各文艺团体。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曾把《讲话》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首要研究课题。德国在1952年5月举行《讲话》发表1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召开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会上,将《讲话》的德译本作为每个代表的学习文件之一。德国人民戏剧协会在《人民与艺术》创刊号上,摘登了《讲话》中“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作为创办这个杂志的根本宗旨。苏联在50年代、60年代初期也把《讲话》作为发展进步文学的重要资料,大量印制,组织学习,苏联的各大刊物也大量宣传《讲话》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指导国际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她不仅使中国文艺走向世界,也为创造、发展、繁荣世界文艺做出巨大的贡献。

  注  释:

  ①②《毛泽东同志〈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延安城头望柳青》。

  ③④⑤⑥⑨1984年10月,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答《延安文艺研究》主编。

  ⑦《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

  ⑧《我们的方向》,《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

  10《延安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