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感情转变问题

　　王晓瑛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根本问题。而这两个根本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感情问题。当年，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从解决自己对人民大众的感情问题入手，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获得了最广大最深厚的创作素材，开创了延安文艺运动的新局面。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谆谆教导，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革命导师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就指出：自由的写作“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它不是为饮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①毛泽东把列宁的这个观点发展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因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②“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③服务对象搞清楚了，就有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工作。”④实际上，当时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根据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不了解工农兵，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也不懂他们的语言，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著名音乐家，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吕骥，在1976年重返延安时回忆说：“到延安后，由于不熟悉周围的群众，也听不懂陕北老乡讲的话，心情很苦闷。整天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听带来的几张旧唱片解闷，欣赏‘盼着那个晴朗的日子，啊，小心冻坏了你的小手’，这些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⑤毛泽东针对这一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必须打成一片。“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⑥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还现身说法，介绍了自己感情转变的经验。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同时恳切地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⑦座谈会后，文艺界迅速出现的新气象、新面貌，证实了《讲话》精神是无比正确的。延安民众剧团坚持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演出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得到群众广泛的爱戴。离开时，群众纷纷送给他们红枣、花生、鸡蛋等慰劳演员。剧团负责人柯仲平曾自豪地说：如果你们要打听我们的去向，完全不用问路，顺着丢在路上的花生壳、鸡蛋皮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就是一种感情。著名版画家古元到延安县川口乡碾庄去体验生活，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他在《摇篮》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我住在乡政府办公的窑洞里，在农民家里吃派饭，跟当地的干部一起工作，跟农民一起劳动，从中学习到许多实际知识，深感创造物质财富的艰辛。经过一段熟悉，我对这里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促使我创作了很多木刻画。我在碾庄这一段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以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我艺术生涯的摇篮。1990年6月重返延安时，古元专程去看望碾庄群众，并把自己当年创作的一套版画送给他们。这就是一种感情。著名诗人李季到三边分区体验生活，出于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家欧阳山到南区合作社深入生活，以合作社的模范刘建章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贺敬之、丁毅根据河北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编写了大型歌剧《白毛女》，揭示了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孔厥以童养媳折聚英为原型，创作了小说《一个翻身女人的故事》；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等等优秀作品的问世，都说明转变、解决感情问题是创作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的感情问题，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转变立场，繁荣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对于一切从事革命事业的人，确立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同样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出于对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与疯狂掠夺的不满，奋起革命，立志铲除不平，以“天下为公”为己任；鲁迅先生深感中国人民肉体和精神的病痛，决心承担起救治的重任，先是学医，后又从文，最终成为文坛巨匠，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始终割舍不了同农民的那份感情，始终关注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命运，竭力为他们服务，最终由“农民的儿子”成为人民无限爱戴的伟大领袖。延安时，他同农民吴满有、杨步浩亲密往来，亲自为枣园60岁以上的老人祝寿。听到群众的骂声后，体察民情，了解疾苦，断然决定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人民是公正的，“东方红”颂歌迅速响彻陕北黄土高原，传遍九州大地。毛泽东成功的道路，就是源于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建国后，在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郭秀明等英雄模范人物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处处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尽一切努力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

　　改革开放后，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手握大权的领导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名利的引诱，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淡漠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拼命地为个人或家庭、小集团捞好处，由“儿子”变为鱼肉父母——人民的官老爷，由“公仆”变为作威作福的权霸，甚至堕落为腐败分子，如王宝森、胡长清等一批败类，沦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落下千古骂名。党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一系列不正之风，在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深入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到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八坚持八反对”，其核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恢复“儿子”和“公仆”的本来面目，取信于民。这一切，都必须从转变对人民的感情为前提、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学习《讲话》精神，的确是治疗党内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不正的一剂灵丹妙药。

　　时间将会证明，无论文艺事业的繁荣还是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讲话》都是我们必读的一册教科书。

　　注  释：

　　①《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②③④⑥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第2版，第855、856、850、851、851—852页。

　　⑤见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记录。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