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熄的火炬 永远的指南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0周年

　　刘  滢

　　1942年5月，全党整风运动普遍开展中，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下，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举行了一次盛会，参加者有百人之余。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引言”的讲话，提出了五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在5月16日的第二次大会上，文艺工作者进行了集中讨论；在5月23日的第三次大会上，先进行讨论，后由朱德讲话，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结论”讲话。

　　时光荏苒，这段历史一晃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的《讲话》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她的光辉。《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艺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延安及各解放区新型革命文艺作了科学的总结，创造性地解决了文艺运动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确立了一整套具有系统性、科学性、战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学说增添了新的、更加丰富的理论内容。不仅过去，而且现在直至将来，《讲话》都是不熄的火炬，永远的指南。

　　在全国隆重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暨《讲话》发表60周年的时候，深刻认识其巨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对于搞好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必将有很大的帮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延安树起的抗日大旗，吸引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并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各方进步人士。他们纷纷弃家离乡从敌战区、国统区，甚至从海外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愿意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特别是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他们有爱国热情，有创作激情，希望能用自己熟悉的文艺作品为抗战服务，但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所以往往事与愿违，没有起到“文化的军队”的作用。这中间有立场、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也有工作和学习问题。同时，文化人多了，成立的文艺团体也多了，相互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协调，往往闹独立、搞宗派、打派仗、互不服气，影响到彼此的团结统一，削弱了战斗力。

　　毛泽东明察秋毫，通过同文艺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交谈和调查研究，了解到诸多问题的存在，便决定在延安文艺界召开一次座谈会，其目的正如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应该说，这次座谈会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目的。《讲话》对解决文艺界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地发展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为一支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指出正确前进方向的指南。  第一，在座谈会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党树立了一个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文艺人才作用的榜样。早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强调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执行中央决定。也正是领导层这种包容天下的开放的气度和正确的政策吸引了来自各个方面、具有各种专长的大量艺术人才，促成了延安人才荟萃并广为开放的发展格局。

　　座谈会前，毛泽东虚心了解和听取文艺界的各种意见，就连自称天下第六的萧军，毛泽东几挽留，要他收集各方面反映，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会议中，毛泽东始终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共同交换意见，民主讨论，以求得一致，就是对于一些过激的言辞，错误的观点，也认真听取，让人把话说完，记下要点，在结论中说明。最后总结时，毛泽东说：“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完全是平等的态度。

　　座谈会期间领袖同文艺工作者面对面平等对话、民主讨论、寻求一致的方式，是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现，对于在全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讲话》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集中地对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了最明确最深刻的解决，从而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内涵。同时也是以文艺为题所揭示出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普遍规律。

　　文艺既然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不可缺少的战线，必然要为参加革命的主体——人民大众服务，同人民大众丰富多彩的生活斗争实际结合，同民众结合。《讲话》发表前，文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很大一部分作家、艺术家没有把创作作为争名逐利的工具和资本，而是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自己的艺术观自觉地融为一体，利用文艺武器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如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基层前线，足迹遍布延安及晋察冀边区16个县60多个村庄，爬山涉水3000多里；120师“战斗剧社”排演了一台反映敌后军民现实斗争的小剧目，轰动了延安舞台；“民众剧团”在陕甘宁边区所辖的23个县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认为艺术是高雅的，一般市民看不懂，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孤傲自赏，或者搞大、洋、古，脱离了实际和群众需要。

　　《讲话》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服务方向决定了文艺工作者所走的道路。这就是“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不几天，毛泽东又亲赴鲁迅艺术文学院，号召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投身于“大鲁艺”。

　　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解决，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的确定，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绽放出了绚丽的花朵。著名作家李若冰在纪念《讲话》发表38周年的会议上深情地说：“我是喝延河的乳汁长大的，我从这里起步，也将在这里落脚。我的生命始终伴随着延河的流水声。即使在我生命的最后一息，也要呼喊：延安—母亲。”许多从这块热土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始终留恋延安时代的生活情景，这成为他们一生中记忆的亮点。他们深情地称延安是第二故乡、哺育自己成长的母亲、艺术生命壮大的根。

　　第三，《讲话》总结历史，正视现实，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种种奇谈怪论和糊涂认识，进行了中肯的说明，透彻的分析，诚恳的批评，严格的要求，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有错误观点者不仅没有思想压力或被人指责的感觉，而且像是走出了峡谷，一下子觉得天宽地阔，又像是攀登上一座高山，顿觉神清气爽，千里风光尽收眼底。《讲话》使他们的认识水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思想获得了一次解放。正如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艾青十分感慨地称赞说，座谈会和毛泽东的讲话对延安文艺的发展起了“开枷”、“卸锁”的巨大作用。

　　第四，《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澄清了是非，明确了认识，调整了相互间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推动了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派百花盛开，春色满园的动人景象。

　　文艺座谈会后，随着《讲话》精神的深入学习贯彻，以新秧歌运动为起点，迎来了延安文艺运动的春天。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深入基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创作热潮，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

　　据统计，《解放日报》1943年至1946年间，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752篇，美术作品86幅，木刻72幅，音乐作品78首，剧本30多种。秧歌剧方面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歌剧有《白毛女》、《周子山》、《刘胡兰》等；戏曲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话剧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甲申记》、《抓壮丁》等；音乐方面有《东方红》、《南泥湾》、《黄河大合唱》、《军民大生产》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刘志丹的故事》、《边区自卫军》等；小说有《高干大》、《种谷记》、《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等。正如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总结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我们说“文艺春风从延安杨家岭吹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讲话》为发端的延安新文艺运动已经过去60年了，由于社会的发展变革，《讲话》的一些具体提法和个别论断不适应于今天的实践，但是《讲话》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依然是新时期进行社会变革，繁荣文艺创作，实现富强、民主、文明远大目标的火炬和指南。仅就《讲话》指出的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必须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根本道路；党员不仅组织上要入党，而且需要思想上入党等许多精辟论述，在今天仍有着特别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80多年执政50多年之后，一个不容忽视又刻不容缓的问题提到了全党的面前，即在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情况下，如何加强执政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还要不要坚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传统作风还要不要保持和发扬?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要不要进行整顿?因为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中，淡化了党的宗旨，淡漠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放松了自身的建设，昔日的“公仆”变成了作威作福的“老爷”，不少直接为群众办事的机关变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官僚衙门；贪污贿赂等腐败之风屡禁不止；干部中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歪风盛行，严重地影响和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当年，毛泽东就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并发出警惕“亡党亡国”的衷告。江泽民也严肃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重温《讲话》，就会感觉到60年前所提出并解决的问题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仍有许多借鉴之处。实际上，党中央在全党全国普遍进行的“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直至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同《讲话》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历史经验在今天的借鉴和发展。

　　实践将再次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不熄的火炬，永远的指南。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