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激励我在革命文艺大道上永远‘上进’”

　　——记人民艺术家高鹏

　　王  莹

　　1942年1月的一个傍晚，革命圣地延安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街上早已没了行人。然而在边区政府礼堂，却热闹非凡。鲁艺正在这里演出话剧《带枪的人》。这天晚上，毛泽东也来看演出，坐在第一排。在等待演出时，毛泽东和周围的人说着话。突然，一个“小八路”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向毛泽东敬了个礼，局促地站在了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朝“小八路”笑了笑，看着他似乎在问“干啥子”?“小八路”紧张地说“我……我想请毛主席题字”。毛泽东接过“小八路”递过来的笔和纸，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看又瘦又小的“小八路”，执笔写下了“上进毛泽东”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然后将题字郑重地递给了“小八路”。“小八路”激动地接过题字，朝毛泽东敬了个礼，转身跑进了人群。

　　这个“小八路”当时年仅14岁。毛泽东的题字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中，他时刻牢记毛泽东对他的勉励，严格要求自己。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小八路”又受到莫大鼓舞，决心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不断“上进”，永远“上进”，用文艺的形式，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这个“小八路”就是一生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后来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歌剧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艺术教育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歌舞剧院副院长、陕西省歌剧团团长，在新歌剧领域做出优异成绩的人民艺术家高鹏同志。

　　一、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小演员”成长为“小编剧”

　　1928年4月26日，高鹏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城的一户贫民家中。他的父亲望着这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乐的合不上嘴。为了让他长大有出息，象鲲鹏一样展翅高飞，便给他起名高鹏。高鹏6岁时，一家人节衣缩食开始供他上学，希望他将来成为有学问的人。小高鹏也努力读书，不负全家人的期望，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很好。抗战开始后，米脂作为陕甘宁边区绥德特区的一个县，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很大影响，党的各种文艺团体也常在这里活动，引得学生们下了课就跑来看宣传抗日的演出，高鹏也不例外。不久高鹏就成了一个文艺积极分子。

　　1940年8月，党为了发动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在米脂发起成立了绥德民众剧社(后改编为绥德分区文艺工作团)，隶属中共绥德地委宣传部领导。12岁的高鹏便偷偷离开学校，参加了剧社，参加了革命。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认为“戏子”是下九流，低人一等，十分生气，托人带话给高鹏说，如果不回学校念书，还呆在剧社，就断绝父子关系，永远不要再回家。高鹏顶着家里的压力坚持留在剧团。1941年下半年，组织上送他到延安部队艺术学校三分校学习表演和乐理。半年后，他的演技大有长进，但是他和父亲的关系却恶化了。就在这时，毛泽东给高鹏题字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父亲不相信毛泽东那么大的官会给自己唱戏的娃娃题字。当高鹏拿着题字回到家，父亲亲眼看了毛泽东给儿子的勉励，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从此不仅不再干涉高鹏参加剧社，而且还大力支持他，在台下看他演戏，给他提意见。毛泽东的题字不仅鼓舞着高鹏不断上进，而且还解决了他的家庭矛盾。从此，高鹏没有了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扑在了革命文艺事业上。

　　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1944年，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给文工团规定了工作方针和任务：面向广大的工农兵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需要，为他们服务。为贯彻这一工作方针和任务，高鹏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和剧团同志一起，足迹踏遍绥德地区的沟沟坎坎、梁梁峁峁，为绥德的50多万群众演过古典和现代剧一百多部。有《血泪仇》、《保卫和平》、《白毛女》、《反徐州》、《打渔杀家》、《中国魂》等。每部戏，不论是演主角还是演配角，他都牢记毛泽东的勉励，认真去演，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7年，他在《刘胡兰》剧中饰演“石头”角色，虽然这是一个配角，但他演得鲜活、逼真、极富生活气息、具有创造性，为该剧增色不少，群众都很喜欢这个角色。在评功大会上，高鹏夺得了一等奖，还获得了一个小笔记本的奖励，那在当时可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贵重奖品。

　　随着演戏经验的不断增多，高鹏已不满足仅做演员了，他还想创作剧本，把更多更好的戏剧奉献给老百姓。从1945年开始，年仅17岁的高鹏，克服重重困难，首先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讲话》。端正了创作的指导思想后，深入生活，向老剧作家学习，终于创作出了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广场秧歌剧《和平糖》。不久，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创作了《抬龙王》、《黑乌蛇》、《张永富上冬学》、《毛主席到重庆》、《罪》、《劳军》等反对迷信、反映土改以及识字扫盲为内容的剧本。虽然这些剧本还很简单，但它们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繁荣陕甘宁边区的文艺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高鹏也在革命文艺道路上不断成熟起来。1945年12月25日，是高鹏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牢记毛泽东教导，刻苦学习、深入生活，做一名群众爱戴的导演

　　1949年5月，绥德文工团在改编为西北文艺工作团二团后进驻西安。不久，西工团又改编为西北人民歌舞剧团。高鹏依旧演戏、编剧。但高鹏没有满足，没有忘记毛泽东让他不断“上进”，他又开始涉足了导演领域。可导演戏剧谈何容易!他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文化不高。他没有学过戏剧理论，更没有读过导演课程，但是他是手捧着毛泽东《讲话》成长起来的革命文艺战士，不会被困难吓倒。为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他以常人所没有的毅力长期坚持刻苦学习。

　　在陕北时，鲁艺的著名演员兼导演干学伟曾给高鹏导过戏，干学伟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他的排演方法给高鹏留下了深刻印象。高鹏得知干学伟有从外边带到边区的两卷集的斯氏《体系》后，就借来学习。由于文化不高，许多地方读不懂，高鹏就虚心请教干学伟，请教其他同志。读了几章后，高鹏受益匪浅，深切感受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为了使自己能够拥有这本书，长期学习这本书，他就动手逐字逐句地抄，经常抄到半夜，眼睛都熬红了。终于用了一个冬天，在煤油灯下抄完了斯氏的《体系》。这不仅为高鹏的表演从此走上理论指导实践的道路，而且也为他以后的导演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进城后，条件好了，高鹏更加刻苦读书、学习，先后读完了斯氏《体系》和许多导演的必读书，系统学习了中国戏曲理论和美学理论，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高鹏曾以许多导演为师，如曾任西工团副团长的导演林丰和裴然，曾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的导演韩维琴等，高鹏都虚心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良师益友。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在表演、音乐、文学、舞台美术方面有了较高的素养。

　　1950年，他导演了第一个剧目《思想问题》。到1966年，共导演话剧、歌剧、戏曲30多部。这十几年是高鹏艺术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导演的歌剧象《如兄如弟》、《白杨寨的早晨》、《草原之歌》、《攻坚战歌》、《货郎与小姐》、《白毛女》、《夺印》等，曾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其中，1954年上演的歌剧《如兄如弟》，反映了回汉人民大团结，受到群众极大欢迎，连演近百场，场场观众爆满，轰动了古城剧坛，可以说是盛况空前。1956年上演的歌剧《白杨寨的早晨》，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由于贴近农村，贴近现实，在农村反响很大。该剧荣获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导演等六个一等奖。

　　高鹏在艺术道路上取得的成绩，得益于他的勤奋、努力，更得益于他把毛泽东《讲话》精神一直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他牢记毛泽东所说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的指示，在每排一个戏之前，都要带着演员去观察、体验生活，决不闭门造车。这是他排得戏之所以受欢迎的最根本原因。他常对演员讲，艺术家的激情来源于生活，只有理解生活的人，才会涌动激情。在排演《如兄如弟》前，他带领主要演员到了甘肃临夏的回民聚居区生活了几个月。他们四处参观访问，了解和感受当地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请人介绍有关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他还要求演员根据各自扮演的角色“从外到内”真正成为那个人。在几个月里，团的驻地里处处可见穿军装的“解放军干部”；身着破旧褴衣、背着叉子枪的回民青年；穿阿訇长袍、戴伊斯兰小帽、手执拐杖的宗教上层人士以及戴着盖头、身着长衫的回族妇女。在排演《草原之歌》前，他又带领演员们来到青海黄南地区，在藏族牧区让演员和牧民一起住帐蓬、喝奶茶、骑马放牧，以此来培养演员的民族气质。在排演《白杨寨的早晨》前，他甚至提出把排练场搬到农村去，一边排，一边征求群众意见，以求做到准确地表现人民群众在大变革中的积极性和巨大作用。他的提议得到上级的批准，高鹏便带领剧组来到了离渭南县十几里的雷庄，把一个破庙做排练场，一扎就是几个月，排出了广大农民群众极为欢迎的剧目。

　　三、在新歌剧的发展道路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1953年，随着西工团改编为西北人民歌舞剧团，这个团就由综合性向专业化的新歌剧、新歌舞的性质转变。高鹏由于热爱戏剧事业并做出了一定成绩，被分在艺术研究室戏剧研究组做代理组长，同时也做了专业导演。从这时开始，他全身心地扑在了歌剧事业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西北人民歌舞剧团又改为西安人民歌舞剧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歌剧团，高鹏的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当了院团的领导。但是，不管领导职务怎样变，他始终坚持做歌剧导演，一方面，在理论上探索中国歌剧发展中的特色、追寻中国歌剧的新个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并吸取西洋歌剧的优点，努力创造和发展中国歌剧。在这一领域中，高鹏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

　　早在陕甘宁边区时，高鹏曾就秧歌、秧歌剧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写过多篇评论文章。建国后，他又在《陕西戏剧》、《陕西戏剧史料丛刊》、《西安戏剧》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论述秧歌的发展以及中国歌剧的关系。他认为，歌剧是西洋艺术的一种形式。但中国歌剧则与之有很大不同，它是在中国革命的环境里产生发展的，属于无产阶级的艺术形式。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指出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中去，学习民间艺术。当时的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北农村，发现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于是，按照毛泽东对待民间艺术的原则，秧歌被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注入革命的内容，成了新秧歌。新秧歌一出现，就得到了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1942年边区掀起了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再发展，又有了秧歌剧，进而，1945年在延安上演了一出一方面吸收继承中国戏曲多幕多场的方法、音乐上大量应用改造了的戏曲和民歌，另一方面，也运用了西洋歌剧的合唱、齐唱、重唱等表现手法的、以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压迫为内容的剧目《白毛女》。《白毛女》被认为是中国式歌剧的开端。高鹏认为，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国歌剧应命名为新歌剧，因为它既区别于我国历史悠久的戏曲，也区别于“音乐的戏剧”的西洋歌剧。同时，它又是在民族民间文化基础上吸取西洋文化优点的产物，是中国崭新的戏剧音乐艺术。他还认为，新歌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艺术形式，在内容上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高鹏这一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被戏剧界所接受。同时，他也将自己的观点运用于实践之中。  1956年，高鹏在导演《草原之歌》时，借鉴了外国歌剧的艺术创作方法，特别是在场景和唱腔方面，为表现草原的雄浑广阔美丽，加大了演员的唱腔难度，也使该剧场景、人物服饰清新优美，别具一格，从而获得了强烈的演出效果，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的专家、同行前来观摩学习。该剧被观众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9年高鹏又将目光瞄向更高的标准：准备排演前苏联的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这是一个要求非常高、难度相当大的歌剧。当时只有北京和武汉的几家大剧团才有条件演，但高鹏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个剧目。这也是高鹏接触的第一个外国歌剧。面对大段大段的咏叹调和歌词以及缺乏故事情节的剧本，高鹏觉得按这样演，不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不会受欢迎。于是，他对剧本作了改动：将我国戏曲多以载歌载舞的基本表演特征融入剧中，增加了许多舞蹈场面，消除了外国歌剧忽略舞台动作“站下唱”的不足；增加剧情，增强人物动作和舞台调度运用，以剧情舞蹈方式揭示人物性格，而不是用大段唱段揭示人物性格。改编后的《货郎与小姐》上演后在西安造成轰动，反映异常强烈。该剧被选为向十届国庆的献礼节目，并受邀在各地巡回演出。剧组每到一地，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在太原，观众买不到票，都挤破了剧场的大门。中国歌剧研究会秘书长张托看了该剧非常激动地说，他〖JP1〗看了几个团演的《货郎与小姐》，“只有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出水平最高，在艺术处理上有新突破。”高鹏在导演该剧时运用的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也受到了其他专家们的高度称赞。

　　“文革”开始后，高鹏被打成“陕歌最大的反动艺术权威”受到冲击。恢复工作后，他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歌剧和剧团的领导工作之中，先后导演了歌颂刘胡兰的歌剧《丹峰儿女》、重排了《白毛女》；领导接待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带团赴广交会慰问演出；参加1975年的全国歌舞、歌剧调演，在这次调演中，他领导、主持排练的《五首民歌》、《边区大生产歌》影响极大，很快流传全国，并被拍成了电影。“文革”刚一结束，他的艺术青春又一次得到焕发，立即着手排演了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歌剧《大海做证》。不久，他又导演了歌剧《台湾剑客》、戏曲《窦娥冤》等剧目。1985年，他在即将退休安享晚年之时，再次接受挑战，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任校长兼艺术指导，开始了新的奋斗。这期间，他与西北大学中文系合作，创办了二年制大专编剧班，为陕西培养了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编剧。

　　高鹏从12岁参加革命开始，就在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讲话》精神指导下，不断奋斗，不断“上进”，实践着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与勉励。50多年来，他为党的戏剧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50多年的实践证明，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珍贵题词，成为一位集编、导、演、教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人民艺术家。

　　参考文献：

　　1.贺鸿训、贺鸿钧主编：《青春的脚印》，陕西摄影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2.鱼讯主编：《陕西戏剧史料丛刊》，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编委会编印，1985年12月第1版。3.孙永和主编：《历史的足迹—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四十年回顾》，陕西省歌舞剧院编印，2000年8月印刷。

　　4.《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西北文艺工作团专号。

　(作者：西安邮电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