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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新诗篇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3550

  ——试谈《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

  田林艳

  6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季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就在此时问世,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郭沫若说:“中国的目前是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这儿的这首诗,便是响亮的信号。”①周而复赞道:“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从西北高原上出现。”②贺敬之说:李季“确确实实是诗歌新园地上的一位开拓者,他久经传诵的杰出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标志着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突破。”③民间文学家钟敬之称它“在新诗的进程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④《王贵与李香香》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它是在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文艺工作者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产物,是新诗歌走向民族化、群众化的典型代表。

  

  李季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走上革命道路。1943年初冬来到延安后,第一次读到尚未正式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的教导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一个月后,因工作需要,李季来到靖边,先后担任过教师、县区行政干部、《三边报》社社长等职。他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工作在劳动人民中间,和三边人民一起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参加大生产运动。他穿着三边妇女们做的衣服,吸着老汉们递过来的烟锅,盘腿坐在他们的炕上,调查案件,了解他们对政府的意见,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几年的实际生活,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当地人。”⑤他像熟悉自己的家史、村史一样地熟悉三边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像熟悉自己的父母兄妹一样地熟悉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同三边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李季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原来也看不起民歌,认为民歌“只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真正改变他对民歌看法的还是从调查一桩离婚案件开始的。当时,三边民主政府错误地处理了一桩离婚案,并由此导致了贫农儿子丧命的悲剧。一位牧羊歌手王有据此创作了一首《寡妇断根》的民歌,不仅深刻、辛辣地讽刺了某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和立场不稳的做法,而且真切地描述了案件的起因、过程和案由的实质。这首民歌给他的工作帮助很大,就象他所说的“在当时,我读过的描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新文艺作品中,我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单纯易解、而又深刻感人的东西。”⑥从此以后,他对陕北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三边工作学习的日子里,李季的足迹几乎踏遍三边的每个区乡。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总是利用工作余暇,坚持不懈地搜集劳动人民用生命和血汗创作的无数优美诗篇。短短三年,李季记录的民歌足足十多本,仅搜集、整理的“顺天游”⑦就达三千多首,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充分证明,文艺工作者只有不但从理论上、政治态度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爱他们的感情,爱他们的姿态,爱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从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创作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这才真正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

  

  《王贵与李香香》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而且真实反映了劳动人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壮烈事迹,这一切又是体现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这样长诗突破了“五四”以来新诗基本上是以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来反映现实的那种状态,而是用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来表现劳动人民;并且不再是从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描写人民受苦受难,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表现劳动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表现劳动人民将要左右历史的巨大力量。劳动人民不再是抽象、模糊的,不再是消极的、被动的,不再只是被侮辱被损害的,而是历史的主人。因此,《王贵与李香香》是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代表作。它在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贵与李香香》故事虽然简单,却有鲜明的革命内容和思想涵义。它生动地描写了陕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壮丽画卷,歌颂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作者以沉痛、愤慨的笔调勾勒了一幅革命前农村的悲惨画面:一方面是“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哪块地不属财主家”,另一方面是“冬天里的草木不长芽,旧社会的庄户人不如牛马”,形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饿着肚子还好过,短下租子命难活”,而崔二爷“打死老子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个光踏踏”,反映了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农民所遭受的沉重灾难。但是,这些都没有压倒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相反,阶级压迫加强了他们的憎恨和反抗精神,在他们的心里更炽热地燃烧起了革命的火焰,“白生生的蔓菁一条根,庄户人和游击队是一条心。”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农民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同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揭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劳动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真理,从而教育人民热爱革命、信赖革命、保卫革命成果。

  长诗成功地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这两个人物形象。首先王贵是一个质朴的青年农民,劳动锻炼了他的倔强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地主的迫害和苦难的折磨,使他具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和强烈的反抗性。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他的觉悟逐步提高,更清楚地认识到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而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当他落到地主手里,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的时候,他还说:“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不仅没有屈服,而且坚持反抗,这一切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其次,反映了王贵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真挚。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王贵也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香香,王贵不惜生命去搭救,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阶级利益,他又毫不犹豫地把个人的爱情放在一边,“过门三天安了家,游击队上报名啦。”新婚后的第三天,报名参加了游击队。这时王贵已由自发反抗转变为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进行革命,由一个牧羊娃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王贵这个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它概括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成长的道路和规律。

  香香作为农村姑娘的形象,不仅被赋予美丽、勤劳、爱憎分明的特质,而且是机智、坚强的。“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她有着少女的纯真,可爱的心灵。她憎恨丑恶卑劣的地主,“妹妹生来就爱庄稼汉,实心实意赛过银钱”,面对贫苦农民王贵却爱得那样执着、纯真。这是因为他的爱情是以阶级的爱为基础,他们同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所以爱得那样真挚。当王贵被敌人吊打时,她心如刀扎,但她并不是消极地在一边痛苦,而是想办法去找游击队,“快走快跑把信送,迟一步亲人就难活命!”当革命一时受到挫折,地主又来逼婚时,她在地主的百般利诱威胁下,没有动摇也没有绝望,“崔二爷脸上叫抓了几个血疤疤”,她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当地主准备下毒手时,“香香至死心不变”,她决心以死来抗争。这些都表现了她的坚强性格和对爱情的忠贞。

  三

  《王贵与李香香》不仅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成就,而且吸收、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了“信天游”的形式。信天游一般两句为一段,可独成一首,也可按需要与其它首合并来叙事抒情。它语言质朴,节奏明快,韵脚多变,上下句押韵即可。上句多为比兴或描述,下句多为点意,一虚一实,抒情色彩极浓。作者一方面把现成的信天游大胆地采用到作品里,但却不落痕迹,自然成章,给人以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之感。同时,更充分地显示出信天游不论抒情或叙事,都有它惊人的独到之处。比如,长诗写到“玉米开花半山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时,接下去便是“小曲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这样描写不仅自然,而且为赶羊的王贵与掏苦菜的香香相遇时的对唱,做了情绪上的呼应。又如,在王贵与香香互相表述爱情的大段对唱里(掏苦菜),诗人更大胆地原样不改地采用了在信天游中广为流传的语句:“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好”,“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满天的星星没月亮,小心踏在狗身上”等等。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在故事情节的自然展示和突出的特点情景下,信天游在表达感情上的热情、含蓄、形象和诙谐。如果说信天游是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那么,作者在长诗里却用王贵和香香的革命爱情故事这条红线,把它们精选而又和谐地串联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在原有信天游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思想含义上,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加工和提高。信天游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比兴手法。群众歌手们在自身的生活经历中,在日常感情体验里,提炼出了无比生动、丰富的比喻形象。尽管每首信天游只是短短的两句,但却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它的含蓄、凝炼、富有启发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在《王贵与李香香》中,诗人就大量采取了信天游中广为流传过的比兴手法,但却能把它所衬托的后一句的主要思想,基于作品特定情势的需要,予以丰富充实,加以变化发展。

  在信天游里原句为“山羊绵羊五花羊,妹妹随了共产党”,“大路畔上的灵芝草,长的不大就是好”,“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远路的朋友权徒然”。但在《王贵与李香香》中却变为:“羊群走路靠头羊,陕北起了共产党”,“大路畔上的灵芝草,谁也没有妹妹长得好”,“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陕北红了半个天”。初看不仅句式相同,字的变动也不多,但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有很大的差异。在经过作者的改造锤炼后,它们分别起着突出党的领导,描绘李香香的美丽和赞颂革命形势大发展的作用,句句包含着深厚的思想内容,成为塑造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贵与李香香》第一次以诗歌的形式简括而生动地勾画了刘志丹领导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壮丽史迹,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胜利了的农民形象。它是诗人向劳动人民及其诗歌学习,着意用民歌体创作的成功探索和尝试。因此,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应是新世纪诗歌创作发展的借鉴。广大文艺工作者将沿着这个方向创作出更多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来。

  注  释:

  ①《王贵与李香香·序一》,1949年8月上海初版。

  ②《王贵与李香香·后记》,1949年上海初版。

  ③《李季文集·序》,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④《解放日报》,1946年9月22日。

  ⑤李季:《我和三边、玉门》,《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⑥李季:《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6期。

  ⑦“顺天游”又名“信天游”,流行于陕西、甘肃、内蒙古一带的民歌,李季生前喜称“顺天游”。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