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作品中的女性美

　　白军芳

　　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伊始，丁玲就以一种几乎全新的题材选择和创作风格走向文坛，并很快创作出一系列响应号召的作品。甚至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过程中，她依然一直像战士在战场上那样在心里喊着毛主席。这样的心理底蕴，势必影响到她的小说，使她的创作倾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沙菲女士的日记》到《“粮秣主任”》，她彻底完成了从“五四”新文学向延安文学过渡的改造。“沙菲”的“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①变成在情感上完全向民间英雄倾倒，高声歌唱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号角，可以说她完全背离和放弃了原有的“五四”时期的艺术个性，成为实践《讲话》的先锋。

　　且不说丁玲在《讲话》前后的创作在题材、主人公选择方面有天地之差，甚至连审美风格也有极大的变革。《讲话》前的作品多呈现具有悲剧色彩的忧郁感伤风格，“属于个人的静止的生活”，而《讲话》后开始告别苦闷，表现出对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理想赞美的崇高基调。

　　作为人文科学的社会价值差异，主要表现为一种作用于社会积极功能大小的区别。文学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理想愿望是一切富有人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心所向往的。丁玲的创作受《讲话》的影响极大，实际上是《讲话》帮助她突破思想上的禁锢，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血液并开拓出新的天地，从而使丁玲的作品成为延安文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了极大的社会价值。

　　但是，如果说丁玲的作品仅仅是为政治服务的教条化的工具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她的作品中有一群引人注目的“精灵”存在，她们争执着，涌动着，渲染了文本，活泼了情节，突出了形象，美化了意境，那就是女性形象。丁玲不是一个有清醒性别意识的作家，但她的文章忠于生活，追求艺术的朴素之美，而且又有敏锐而细腻的心理感受。这样，她在构思过程中，特别注重生活本身的纯真和人物心理情愫的表现。因此，她的文章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带着纯朴、善良、勇敢、真诚、宽容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性格，从来不随意地拔高和贬抑，这就使她的作品闪耀着美丽的人文色彩。

　　例如在塑造女性时，采用了完全不同于男性的表达方法。首先，在艺术背景的构成上，消解了史诗性的恢弘广阔的场景，而着重于人物生存环境的具体性、琐碎性。遵照一般的创作原则，恢弘广阔的场景往往用来衬托人物的崇高完美，也是延安文艺创作中的滥觞，而丁玲有意避免这样的方法，她作品中的沙菲、陆萍、黑妮、杜晚香都是作为具体情势下的人物出现的，也就是说她们与读者的距离更亲密，更具有感染力。

　　其次，她在塑造新型女性的精神品格中，并没有为了突出崭新的人格美与大众创世的力量美而忽略了女性性别的传统定势，从而使女性形象虽然有新的人格精神，但仍然有真实性和朴素美。如“沙菲”，她挣扎于自己心灵上的泥潭中，却不忘——“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妹，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反思自己。通过这近似自虐的质问，不难看出沙菲内心的真诚、单纯、善良、质朴。

　　《在医院里》的“陆萍”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严重时被谴责为“个人主义”。实际上，她仅仅是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她对医院种种不合理现象的不满是完全正确的。“房子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弄成原来的样子，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从这样的心理，这样的行为，可以看出她的善良、纯朴、单纯和真诚，虽然心里不悦，仍旧顺从禀性使然，体现出女性身上特有的美丽光彩。

　　《杜晚香》是描写新中国平凡女性之作。她不再是背负了枷锁的麻木形象，而是一位掌握了自己命运，在社会变革中显示出巨大力量，成为社会新人代表的形象。作者把她写成时代的英雄，却又完全不同于那些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男性。她以女性的细心和坚韧，不知疲倦、不计报酬地劳动着，“悄悄地为这个人，为那个人，做些她认为应该做地小事。”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女性已不是辗转病塌、嗟呀忧悒的患者，也不是热情被牢骚沤着的助产妇，她已经接受过新生活的洗礼，成为具有崭新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时代变了，形象变了，但她迷人的性格仍旧这么质朴、真诚、坚强、善良，无所畏惧。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女性的优秀品格被一脉相传，光彩夺目。

　　这些女性形象，从“五四”时期人文思潮的峰头浪尖，汇入民族解放的滚滚长河里，又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社会背景、政治思潮、政权更替的变迁，都在这些人物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沙菲的多愁善感、忧伤痛苦；陆萍的快人快语、急于改变恶劣环境的迫切心情；杜晚香的勤劳坚韧、智慧无私。她们不同的性格侧面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线索存在于这些人物性格中，那就是女性之美。女性在“五四”后觉醒的痛苦，在投身革命中对恶劣条件的不满，一直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默默地、无私地奉献着自己。时代的色彩，作家在选择主人公时的构思，《讲话》思想在作品中由潜在到明显的表达过程都通过这些女性表现了出来，但是，却并不使人感到突兀。其原因主要是女性角色的传统美德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作品的人文色彩感人至深。

　　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在时代风潮中明显地表现出与男性不同的性别色彩。具体地说，首先是外形。作者不刻意写外貌，但我们总能从零零碎碎的语言中察觉她们的性别美。沙菲自不必说，资产阶级的小姐，漂亮是自然而然(文章并没有明确表达她外形的描写，但她周围的环境、人物的陪衬都显示出她的可爱)；陆萍的“身段很灵巧”，“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杜晚香被形容为“一棵在风霜里面生长的小树”，“一枝早春的红杏”，“小树”和“红杏”都不算丑。这样，女性就从一拨粗拉拉、硬邦邦的男性世界中分出来了，闪耀着柔和、温馨的魅力。

　　其次是她们不同于男性的性格。沙菲的情思缠绵，多愁善感，陆萍的细心周到、干净勇敢，杜晚香的像春雨一样柔和、深情、敢于奉献的性格，是《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小红军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张裕民都不能相比的。“柔”的性格特征使她们如寒雨中的盛开之花，美丽而且醒目。

　　最后一点，是她们身上的人文色彩。“一切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宗旨，使很多作家刻意地牺牲掉人物形象中的“情”和“私人空间”，以突出他们的崇高和完美，可以说，甚至导致了英雄“神”性的创作模式。尤其对于男性来说，他们为了完成“政治”塑造，不得不放弃爱情、人情和私人生存空间。而相对于丁玲笔下的女性来说，恰恰因为“女”，才保存了“人”的人文色彩。沙菲呼吁解放，陆萍因不能独处一室怏怏不快，杜晚香“安详地从容不迫的担水、烧火、刷锅做饭，喂鸡、喂猪”，保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应该说，这种人物形象的人文色彩从美学上看要远远超过那些被任意修改拔高的男性形象。

　　很明显，丁玲作为一个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作家，从来不愿勉强作品中的女性做她们不愿做的事。《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要开始“全新的生活”，“我”非常高兴而且赞许。而且，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很少直接表达“济世”思想，危机意识，多是在社会思潮的挟裹下参与社会活动。比如陆萍、黑妮、董桂花，她们在革命过程中，仍然注重眼前事、眼前利益。象陆萍，在医院里看到伤员不能有好的条件养病，而且在恶劣的环境中有随时牺牲的可能时气愤不已，完全不管不顾延安的整体实际情况。在描写女性对新生活的向往时，也故意消解在艺术格调和色彩上的热烈明朗、刚健深厚，突出自然的人性之美。例如杜晚香，从童年写起，经过出嫁，支持丈夫参军，自愿来到边疆劳动，从做一切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琐事开始走向社会，在渴望参加火热建设的热情情怀的激励下，抱着为新中国奉献一切的忠诚，从大家的漠视中渐渐浮现出来，终于成为时代的英雄。她的崇高和伟大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滴滴淤积起来的，与当时正面集中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从社会功能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艺术的感染力来说，更加容易深入人心，被读者接受。

　　这些女性，既有新中国的气象，又有传统的人格光辉；既能启发、感召读者，又不失为精美的艺术之作。也只有丁玲这样的作家——具有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战士的胸怀，对女性生活和遭遇有深切感受和体验的作家才能创作出来。从表面上看，可以寻找出女性在大的社会浪潮中苦闷——挣扎——革命的发展线索，但从深层挖掘，可以发现丁玲一直宽容地保存着女性的“人”的空间。她在种种规范和约束中找到了保护女性的方法，在“我是女人”的掩蔽下，刻画了女性美的人文色彩，增加了作品的美感，比男性形象更有艺术魅力，更能深入读者的心。

　　这样看来，丁玲作品的女性世界既是对《讲话》的遵从和宣扬，也使《讲话》有了更加具体的艺术表现；既迎合了服务工农兵的政治宗旨，又完全着眼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人文色彩，使延安文艺增添了更加绚丽的一面。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是延安文艺结出的硕果，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注  释：

　　①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