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

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

高尚斌

在1947年国民党的西北王胡宗南率领集团军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异常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党中央和人民军队虽然主动撤离了延安，但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他一方面深情地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另一方面又强调，陕甘宁边区群众基础好。哪里群众基础好，哪里最安全。在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人民群众也的确是用他们的心灵、聪明才智、甚至生命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倾其全力和所有支援人民军队。这就是党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种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正是我们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而造就的。

从实践的角度看，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来梳理：

一、实行人民战争，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这是从党领导革命事业的全局上来讲的，也是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最集中、最伟大的实践。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实行符合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现实需要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和政策，始终生存在人民群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夺取革命战争胜利，解放了民族和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而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我们党、军队和革命人民究竟创造了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只有江河的诉说最清楚，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代价，只有大地的统计最准确。

二、坚持民主执政，做到执政为民。这是从党在根据地的执政来讲的。民主执政，前提是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基础是搞好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就陕甘宁边区而言，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先后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在1941年的“三三制”政权选举中，边区人民包括70多岁的老太太、远离尘世的修女，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创造了投豆、画点等等简便易行的选举方法。选民们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哩”的严肃态度，让那些不称职、不胜任的干部纷纷落选。这种真正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使广大群众从中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大大提高了“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更加珍惜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也使党在根据地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

民主执政的本质是为民执政，或者说执政为民。而如何执政为民呢？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也讲，在我们边区老百姓掌握了政权，这就是民主。我们边区的民主，是有充实的具体内容的，那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计划的发展生产，组织变工队，工厂合理化，发展合作社，提倡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人人都有事做、有饭吃，人人丰衣足食。老百姓自己创造，自己享受。把他们的说法综合起来的就是，民主执政的具体内容、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根本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弊，落脚点是实现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利益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局部执政”与当时国民党的“全国执政”的根本区别。在1941、2年陕甘宁边区发生异常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党和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军民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民办公助、公私合作、互助合作政策和“南泥湾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学劳模运动，经过几年艰苦奋斗，边区人民就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老百姓高兴地唱道：毛主席号召哟呼拉拉传，自力更生创难关，自己动手干哟有吃又有穿，气得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然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是一条铁的定律。正是在陕甘宁边区人民过上丰衣足食、和谐安宁生活的背景下，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唱出了《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这首动人的歌声。这首歌的第一段唱道，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破解难题，攻克难关。从经济建设来看，1940年起，面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极端严重困难，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说：全国18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那么如何破解财政经济的难题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把眼光盯在下面，盯在农村和工厂。在农村的调研中发现了勤劳致富、善于经营的吴满有，在工厂的调研中发现了爱厂如家、埋头苦干的赵占魁，并由此引发了在边区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最终形成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学劳模运动。当时开展劳模运动的实质，就是充分调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破解边区经济建设的难题，攻克财政经济的难关。其实际效果，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说法：“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机关学校部队在生产与供给上贯彻“公私两利”方针，实行公私兼顾的分红制，“都是依靠群众经验，都是群众创造的。”正是由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劳模运动，组织和调动起整个边区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很快降服了困难，实现了丰衣足食。而且劳模运动的开展，也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现在是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了。

四、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在延安时期，从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起，就面对着腐败现象侵蚀的严峻考验。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现个别“不良分子”浪用资财，贪污腐化，欺压人民，变相接受商人的“回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党以“严”字当头，将法治与德治、治本与治标、监督与自律、严惩腐败与俸以养廉并重，对共产党员中的犯法者从重治罪，毫不松懈地进行了反腐倡廉斗争。一方面，制定施政纲领、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等，规范政府及政务人员的施政理财行为；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和弘扬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领导干部和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培育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订立政务人员公约，促使其廉洁自律；另一方面，建立各级监察机构，赋予人民控告权，强化对各级政务人员的监督。一方面，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和其它条例，严惩“新贪官污吏”，如处决了贪污税款3000元的某税务局长肖玉壁；另一方面，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举措的实施，极大地改进了边区党政人员的作风，将边区政府建设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

今天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知道延安整风运动。这次全党整风就是一次作风建设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包括反对无视人民群众的作风，反对宗派主义，包括反对脱离群众的作风。当年毛主席的秘书、党的大理论家胡乔木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对立面是从教条出发。如果不经过整风，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一根本认识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另一点，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如果不依靠群众，党内斗争也是要失败的。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是有依靠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从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来看，著名西北局高级干部整风会议，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主要是克服了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在隆重表彰优秀模范，大力弘扬优良作风的同时，还严惩了6名贪污腐化分子，极大地促进了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全新局面。

在全党整风后，根据毛主席提出做人民勤务员的新要求，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又在1945年集中解决边区党员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上下左右不够协调的问题，领导方法不够民主的问题，对群众的意愿、风俗、习惯不够尊重的问题，甚至有打骂群众、贪污腐化和耍私情的问题等等，也就是解决执政条件下在领导作风上容易产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通过这一年的作风建设，进一步搞清楚了老百姓赞成的事、不赞成的事和迫切需要做好的事，使边区为人民兴利除弊的思路更加清晰。

五、领导者率先垂范。领导率先垂范，是延安时期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的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心系人民，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他在走访群众了解到有些村庄的媳妇不生孩子时，亲自召见了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帮助群众解决了传宗接代的大事。他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在听到“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骂声后，不是责备骂他的人，而是深入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文化享受与和谐社会环境。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议上，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根据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议案，当时还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特意把重要的段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他认为，这个提案对人民有好处，应当照着办。随后，“精兵减政”被确定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他的床头张贴着“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他经常不顾年老体弱和交通不便的困难，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办实事。一次他到鄜县考察，群众听说来了政府的“大官”，纷纷前来探望，可看到的却是一位穿着普通、和蔼可敬的老人。林伯渠在鄜县10多天，处理棘手案件40多个。一天，他牵着马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乡亲们就像对待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他诉说各种各样的公事和私事。他们高兴地说：“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我们的事，他都知道。”《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作为林主席一个本质的特点，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和充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总是反复地再三再四地叮嘱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为群众做一个忠实的勤务员，而他自己，却正是一位最忠实的人民的模范勤务员。”

在陕甘宁边区各分区的书记、专员中，习仲勋统一领导关中党政军民，巩固边区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他关心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在他七年如一日的领导之下，关中人民生活显著提高。陇东分区书记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专员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在县委书记和县长中，边区模范县延安县长刘秉温和县委书记王丕年善于领导群众。华池县长李丕福面向群众，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特别称赞刘秉温和王丕年领导下的延安县的党员干部，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他们充满了负责精神，因而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

在区乡基层干部中，鄜县太乐区区长仝万明是边区基层干部的典范。这个区一千多户居民，吃水相当困难，为到深沟里挑水每天要花费500个工，一年下来仅担水用工达18万多个。仝万明1943年提任这个区的区长后，在1944年正月初二，就下乡动员和组织群众掏旧井、打新井、修水窖，用了三个月时间，解决了这个区群众的吃水问题，而且还可以使这个区每年增产细粮二千多石。群众感激地说，这真是子子孙孙都忘不了的大好处，共产党真是老百姓的大恩人。仝万明因此而成为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特等劳动英雄。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创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的党群关系，正如一首陕北信天游所唱：“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人民。”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既使党和革命事业有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又使党获得了领导人民群众的资格、权力和胜利之本。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1946年9月来延安采访时，他本来计划只呆三天，而实际上忙碌了十天。他在访问延安后畅谈的感受时讲到：他在延安访问中,最重要的是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是货真价实的。他甚至情不自禁地说：延安真是个可怕的地方呢!真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外国许多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指出：群众路线是“延安道路”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有威力的创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天研究或者重温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光辉实践，广大党员干部可以从中获得最好的营养剂，增添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当好人民公仆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