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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召正 邵雍 | 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精神研究述略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发布时间: 2021-02-28 20:17:33   浏览次数:4213

——兼论延安精神的研究的特点

陈召正  邵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精神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加速发展、趋向繁荣的演进过程。综观整个延安精神的研究历程,延安精神研究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历史性三个明显特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延安精神进行了论述,学术界对延安精神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对延安时期历史的研究也在进一步加强。今后,延安精神研究更要结合三个特点,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增强其宣传力和感染力。
  关键词:延安精神;演进过程;研究特点;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艰苦奋斗13载,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五十八篇文章中,有九十二篇写于延安,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延安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精神研究一直是一个重大课题,它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相交叉。以“延安精神”为关键词的著作、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而笔者目力所及有关综述类的文章只有王玉川的《关于延安精神的探讨综述》、高九江的《近几年延安精神研究的新进展》和杨莎莎的《延安精神研究综述》。王玉川简要介绍了探讨延安精神的一些观点;高九江对研究状况上的新特点、研究视角上的新变化、研究内容上的新进展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归纳;杨莎莎的文章分别从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其内涵与本质、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述评。整体看来,三篇文章均立足于当时的研究状况进行相应的总结。

本文首先将对建国以来延安精神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其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建国后延安精神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介绍,最后对延安时期的历史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以期对延安精神研究有所裨益。因为在历史学视域下,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延安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关系,脱离历史,延安精神研究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对延安时期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和体会延安精神的内涵,有助于延安精神的传播和延安精神研究的发展。

一、延安精神研究的演进过程

(一)延安精神研究的起步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提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P17)这是建国后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全国革命工作者提出学习艰苦奋斗的延安作风。

根据中国知网,建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延安精神的文章是属于感想类的《“延安作风”的强大力量——看话剧<豹子湾战斗>》[2]。“文革”时期,期刊论文以感想类为主。此外,在1976年还出现了一篇名为《延安精神是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强大武器》[3]政论文章。而最早以“延安精神”命名的出版物则是《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敬献给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宣传类作品,如《延安精神代代传 艰苦奋斗厉行节俭的故事》《延安精神谱新篇》《延安精神育新人》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延安精神的研究才开始真正起步。首先,在教育领域对延安时期的文化作品进行研究。④其次,在其他领域也逐渐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如《延安时期的民主精神》《发扬延安精神 搞好经济调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发扬延安整风精神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性最强的当数中共陕西省委的署名文章:《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5],该文是从继承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角度来阐释延安精神的。

(二)延安精神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延安精神研究初步发展。

1987年5月20日至24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延安举办了以“研讨和宣传延安精神、声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以来,首次组织全国学术界专门系统研究讨论延安精神的一次盛会,[6]由此掀起了延安精神研究的第一波热潮。以《延安大学学报》和《理论学刊》为主要阵地,出现了一系列相关论文。1988年杨植霖和白继忠在《党的建设》上连续刊载了十篇关于延安精神的研究论文。1989年杨植霖著《论发扬延安精神》一书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以“延安精神”命名的个人专著。[7]

20世纪90年代,延安精神研究开始加速发展。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每年发表相关论文50篇左右,其中1997年有97篇之多。这些论文分别从延安精神的内涵、延安精神的教育、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与革命家、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建设、延安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以及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等相关领域进行探究。相较于之前,不仅论文数量大为增加了,而且论文质量也有所提高。在著作方面,这一时期一共出版了近30部作品,其中1991年出版7部,1993年出版6部,大都以编著为主要形式。个人著作主要有宋觉的《延安精神导论》、申沛昌和郭必选的《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和郭必选的《延安精神体系论纲》。

延安精神加速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术研讨会的连续召开。1991年7月,在延安召开“全国部分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1992年3月,在上海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座谈会;1992年5月,在北京召开“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学术座谈会;1993年8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二次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延安精神与改革开放”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1997年4月,在青海西宁召开“延安精神与当代中国发展和民族工作实践”理论研讨会;1999年8月,在延安召开“丁玲与延安”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1999年9月,再次在青海西宁召开“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理论研讨会。

(三)延安精神研究的趋向繁荣

进入21世纪,延安精神研究逐渐走向了繁荣。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有关延安精神研究的期刊论文在2006年首次突破了100篇,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200篇,此后每年在200篇左右。

相关著作也开始大量出版,主要有郭必选的《延安精神论纲》,郭必选和杨延虎、任学岭的《延安精神探源》,张远葆的《延安精神论纲》,王晓英和安振华的《延安时期与延安精神研究》,谭虎娃的《延安精神新论》。

丛书类著作也开始出版。2012年,学术界出版了两套重要的丛书,分别是:李世明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丛书——延安精神》,潘伯祥和朱玲琳的《延安精神当代价值丛书》。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整套关于延安精神研究的著作,分别是:《延安精神与经济发展》《延安精神与从严治党》《延安精神与文化建设》《延安精神与统一战线》。

此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更加密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篇以延安精神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也在这一阶段问世。[8]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学术界对于延安精神研究的热情。

二、延安精神研究的政治性

延安精神这一研究课题具有强大的政治性,历届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对延安精神进行过相关论述。延安精神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崔茂盛认为,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2月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并号召全边区的同志要学习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这是“延安精神”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9]而黄兆安则进一步强调,毛泽东同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是正式提出和形成“延安精神”概念的标志。理由是:第一,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延安县同志们为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精神”的概念;第二,初步论述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第三,大量介绍了延安县的先进事例,并在会上嘉奖了延安县的许多干部;第四,这次大会是一次宣扬和推广延安精神的会议。[10]

任景信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延安精神科学概念形成有个过程,即:1942年12月毛泽东提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这个概念后的一二十年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被人们扩大了范围并简称为“延安精神”。但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把延安精神理解为一种“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并习惯上称之为“延安作风”;1968年5月中央报刊发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标志着“延安精神”作为科学概念最终形成,但因“文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对延安精神内容作出正确解释和说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1]

延安精神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与延安精神研究的发展轨迹相契合。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10月26日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P17)此后,毛泽东同志又于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2](P162)。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鉴于革命胜利后“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再次提出:“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12](P284)此时相关论著的类型是以个人感想和政治宣传为主。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 保持安定团结》一文中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13](P367-369)

由于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延安精神作为研究概念开始出现,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众多延安精神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武仁骙提出: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把整个国民经济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使之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对于我们克服当前困难,搞好经济调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4]在文艺方面,吴宏聪提出:在我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坚持《讲话》的根本精神,以解决文艺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一项重大课题。[15]

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由此,延安整风精神开始进入研究视野。欧阳琥认为:“这是反映了伟大转折时期的客观要求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使执政党继续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的一项重大建设,是为了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实现党的伟大政治任务的根本保证。”[16]

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视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要动员全党继续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17]这一时期,延安精神研究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进入90年代,延安精神研究更是发展迅速,研究内容已不再停留于政治宣传,而是在延安精神的正本清源、延安精神的内容特点、形成发展及继承发扬、毛泽东与延安精神、整风运动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与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时代精神与延安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并且在研究视角上也有了新发展,从学科学、哲学、文化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全方位地把握延安精神。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觉等著的《延安精神导论》[18]和郭必选等著的《延安精神体系论纲》[19]。宋觉等的《延安精神导论》共有11章,对延安精神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思想基础、本质和特点、深刻启示、四化建设、党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承续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郭必选等的《延安精神体系论纲》共8章,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当代价值与本来意义进行探究;下篇分别从坚定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进行论述。该书也是首次从延安精神的四个内容出发进行分章论述,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考察工作时对延安精神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归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20](P7)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精神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自此,延安精神的内涵有了官方定论。

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陕西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20](P9)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延安慰问和考察时讲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21](P143)

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陕西调研时强调:“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延安精神,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延安时期那么一种忘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他在延安干部学院考察时强调:“要继续挖掘延安精神这个宝藏,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先进性。”[22]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次强调延安精神,从而促使延安精神研究进入繁荣阶段。阎伟东和孙玉玲编写的《延安精神概论》[20]是新时期延安精神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内容覆盖面广。全书共7章,有73个小节,全面介绍了建国以来延安精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郭必选的《延安精神论纲》[23]则更为深入地对延安精神的内容与特点、产生与形成进行了探究,并将延安精神的四个内容进一步升华为信念、理性、价值、人格四个层面。郭必选等人的《延安精神探源》[24]一书是对《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25]的进一步整理,全书将延安精神的来源总结为抗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延安整风的唯物主义精神、南泥湾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模范的南区合作社、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七大与愚公移山精神等七个方面。李世明的《延安精神》[21]一书是为迎接党的十八大所著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丛书中的一种,作者采取了演绎的方法,把延安精神的四个方面浓缩为信念篇、宗旨篇、求是篇和创业篇,并将具体内容以副标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展开相应的论述。全书最大的亮点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没有采用艰深的理论语言,而是深入浅出,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进行论述。

三、延安精神研究的时代性

建国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强调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其目的就在于不断探究其时代价值,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延安精神研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在延安精神研究的各个阶段中,探讨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大量的研究成果都会在文章中论述延安精神的时代性。

20世纪80年代末,崔茂盛首先在《延安精神的提出、形成及其意义》一文中提出:“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同样还需要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且进一步提醒,新时期的党员也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因为“如果新时期党员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秀本色,当好人民的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而是追求个人享受,以权谋私,搞特权,搞官僚主义,搞不正之风,那么党就会脱离群众,就有使党变质的危险。”[26]

在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全惠玲在《论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专题论文中提出:“今天和今后的历史发展中,延安精神将会以更新更大的价值奉献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延安精神并未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体精神。”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它的巨大优越性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严峻考验。”她认为,面对考验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丢掉延安精神,必然造成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贫困、失落和断裂,使中华民族失去精神支柱。”[27]

宋易风同样认为,我国虽然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基础,但“我们国家还很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还需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因此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宋易风还进一步提出:延安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也是当前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需要。[28]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加强意识形态的渗透。在经济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渗透,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在思想、政治领域到处搬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一些党员、干部的心目中已经淡薄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也消弱了,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程波认为:“在今天延安精神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学习、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是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反对“和平演变”的需要,是克服官僚主义、消极腐败现象和密切党同群众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倡导和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才能育一代新人,兴一代社会主义事业。”[29]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大还提出了一个以往较少讲到的问题,那就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李文海提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和人民完成宏伟的历史任务的需要;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需要;是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的需要;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30]

姜正国和彭素娥进一步论述了延安精神是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延安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宝;延安精神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严峻挑战的法宝。他们提出,延安精神还是校正青年人生坐标,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要法宝。“延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这也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为人民服务代表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要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看作人生崇高目标和最大幸福,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青年真正的人生价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1]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韩忠学认为:“实践证明,弘扬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提出深刻把握延安精神当代价值的三种方式:一、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把握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二、顺应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的演变,从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的转换把握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紧密联系实际,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科学发展的实践把握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32]

陈伟才从反腐倡廉的角度出发提出:“新时期,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用延安精神指导和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就是要把弘扬延安精神贯穿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用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体现延安精神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生命力,使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成果成为推进跨越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强支撑。”[33]王小元和黄彩霞也撰文探讨延安精神的廉政价值,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进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这项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关。为此,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并深入挖掘其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的廉政价值,进一步巩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努力夺取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34]

在延安精神的政治教育方面,吴卫卫认为:“新时期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和实践延安精神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明确理性的政治方向,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形成实事求是的高贵品格,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服务人民的历史使命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遵守艰苦奋斗的思想标尺。[35]赵志生则探讨了延安精神与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性,并提出发扬延安精神,培育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确立中国梦理念的具体路径。[36]

四、延安精神研究的历史性

延安精神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性,例如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延安精神的内涵与特点、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及延安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与长征精神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是以延安十三年的历史为研究基础。

姚文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发展的历史过程。[37]延安时期具体是指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发展历程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阶段,包括: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建及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中共陕西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该书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论述,是研究中共延安历史的核心读本。

延安历史研究的另一阵地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该《学报》2008年创刊,一直对延安时期的历史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从2009年第1期设立的“延安十三年史(党史研究)”专栏开始,大量优秀的专题文章见刊,加深了对延安历史的研究,从而促进了延安精神的传播与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张翔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38]肖纯柏探讨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王明错误的认识变化,认为毛泽东对王明错误的认识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延安时期党内斗争的曲折历程。[39]刘毅强则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出版和当代价值进行研究。[40】杨忠虎和刘晓梅对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的调查活动的动因、内容和意义进行了探究。[41]张宏辉、曹彩霞则对王稼祥的党建理论进行了研究。[42]赵士刚对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思想和意义进行研究。[43]罗燕明则对延安时期陈云的干部审查制度进行了研究。[44]张新华对朱德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探讨。[45]袁武振研究了习仲勋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贡献。[46]王继凯对习仲勋在陕甘边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进行了研究。[47]魏德平对刘志丹在中共党内政治境遇进行探析。[48]

在政治研究方面。王涛对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模式进行探讨,认为“实践性是我党延安时期边区党性教育的特性,其实践经验对当下的党性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49]张荣华和鲍海波探讨延安时期的政治传播活动,[50]陈文胜对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制度进行了研究。[51]刘宋斌分析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根据地执政的历史经验。[52]赵耀宏则对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形象进行探析。[53]陈燕楠、付建成、靳铭、马光荣分别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探讨。王今诚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54]

在法制研究方面。潘怀平对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的模式的选择及陕甘宁边区的民事调解制度进行研究。于沛霖等人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及当代意蕴进行了探讨。[55]李忠全探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56]韩伟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立法。[57]黄先禄考察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实践。[58]

在统战研究方面。周云水探讨了延安时期党内民族机构依靠陕北群众的地方性知识,对回族、蒙古族进行的初步研究。[59]陈福荣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统战机构进行考辩。[60]霍雅琴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统战工作。[61]蒋建农对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研究。[62]张小兵则研究了延安日本工农兵学校的建立、运转、成绩及意义,并认为“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在接受理论教育、参加生活实践之后, 无论是在各抗日根据地, 还是战争结束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们都实践、宣传了延安精神。”[63]邵雍对首次进入延安进行实地考察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卡尔逊进行研究,认为卡尔逊客观评估了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敦促美国总统对华实行进步的外交政策,有利于中美两国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事业。“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实质上是卡尔逊访问延安的继续与扩大。”[64]邵雍还对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组在沟通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军方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热线”的作用。[65]

在社会治理研究方面。付建成和肖育雷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进行探究,在边区乡村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边区乡村通过各种形式促进乡村选举,完善政权建设;健全群众组织,让普通民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同时还能够积极发掘乡村中的内部资源和乡村传统,努力实现乡村自治。[66]周银霞以甘肃、陕西、青海和宁夏博物馆、档案馆及个人收藏的课本和教材为基本材料,对陕甘宁边区和谐性社会建设进行了探讨和研究。[67]孙仁和研究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烟戒毒政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宣传发动,政府推进,群众参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禁烟戒毒成效显著,经验可鉴。[68]

限于篇幅,我们主要对新时期以来主要的研究成果和阵地进行介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刊物和著作对延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此就不再一一详细介绍,敬请见谅。

延安精神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延安精神研究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历史性的特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注意延安精神中的政治性内容,又要注意将延安精神研究与时代相结合。特别是在新时期,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弘扬延安精神,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要进一步加深对延安时期历史的研究,使延安精神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中,增强延安精神的宣传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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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召正(1992- ),山东禹城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邵  雍(1953- ),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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