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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长征中女红军的历史贡献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2618

 浅析长征中女红军的历史贡献

张建儒

 

摘要: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英雄史诗。在长征中,女红军们不仅是英勇善战的战士,而且还是兢兢业业的后勤工作者,担负了救死扶伤、筹粮筹款、制作被服、运输修路的工作,同时作为坚定的政治工作者,在宣传革命、鼓舞士气、沿途扩红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女红军们坚定革命必胜的理想和信念,严守党的纪律,团结互助,有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塑造者,为中国妇女树立了楷模,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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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征    女红军   历史贡献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2000多名女红军更是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了顽强抗争。

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女干部有32名,后来因工作需要,2人留下来,因此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是30名。[1]除康克清等6人外,其余24人被编入中央工作团,[2]后被编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长征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谢小梅等3人中途留下来参加地方工作外,其余27名女战士安全到达陕北。[3]因此,至始至终参加长征的女干部27人。[4]

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的女战士有李贞、戚元德、陈琮英、蹇先任等人。她们没有单独编队,没有统一建制,大部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除个别外,都随部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5]

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女战士有2500余名,她们分布面广,除了妇女独立团外,妇女工兵营、军医院、被服厂、新剧团都有大量的女战士。在各路长征女红军中,她们“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担负的任务也最繁重,牺牲也最大。”[6]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7名女护士随军行动。[7]她们是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人称“七仙女”。[8]除曾继兰、曹宗凯中途牺牲外,其余5人完成了长征。

虽然在长征中女红军仅占两千多人,但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完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英勇善战的战斗队

(一)配合主力部队,直接参与对敌斗争

红军在实行战略大转移之后,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只能边走边打。在那种岁月里,女红军的战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作战中,女红军们屡立功勋,成为红军中坚强的战斗力量。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时,干部休养连的这支非战斗部队却参加了激烈战斗,在湘赣交界行军时被敌军包围,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女战士们与敌展开激战,掩护老同志和伤病员,使他们安全突围。在土城战斗中,干部休养连的女战士为掩护伤员转移,跳下深沟,把伤员驮过去。一名女战士衣服被敌人的枪弹打了五六个洞,头发也被打焦了一绺,却仍临危不惧,顽强战斗,后来在战友的掩护下才终于脱险。四渡赤水战役中,干部休养连与敌人的一个营遭遇,邓颖超不顾病痛,率领战士们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在长征中,建制完整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两个独立团)有2000余名女战士,这样整师整团成建制的正规妇女部队,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英雄壮举。1933年5月,在反击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时,妇女独立团在鹰龙山的遭遇战中机智勇敢的俘虏左纵队一个团的残部。1934年,妇女独立团在川北旺苍坝一线配合主力红军坚守阵地 ,坚持抗击敌军达两个月之久。1935年3、4月间,在配合主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中,该团在两、三天内击垮了敌人一个旅的进攻,“敌旅长及其小老婆被妇女团俘虏”。[9]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厂的一营女后勤兵在四川绵竹与国名党保安团遭遇。激战一夜,歼灭保安团数百人,红军女战士有30多人牺牲。1935年夏,在汉藏杂居的理县杂谷脑地区 ,该团又奉命全歼了据守喇嘛寺的藏匪,缴获大量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被当地藏族同胞誉为“女菩萨兵”。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中 ,妇女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在宝兴灵官镇和芦山县作战 ,其后在敌重兵围困的百丈一役中 ,随主力部队奋战7天7夜 ,重创敌军 ,而自己牺牲的也很大。在大小金川一带战斗中,十几名女战士被敌包围,宁死不屈,最后献出了生命。在攻打腊子口、克挑州城的战斗中,也均有妇女独立团的功绩,数次参战均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斗,显示了红军女战士们不怕牺牲的战斗勇气。

奋战于河西走廊的妇女先锋团的红军女战士们,一直随西路军总部行动。在一条山战斗中,该团配合主力参战 ,并缴获了 30峰骆驼 ,为后来运送伤员提供了方便;在山丹县红砂岩子,该团配合九军两个师与敌人连续作战20余天;在倪家营子战斗中,女战士们白天上前线,晚上又站岗放哨,坚持了40多天。事实表明,在紧要关头,妇女先锋团作为一支独立的妇女武装,其人数之多,历时之长,所起作用之大为中国革命史上之罕见。在长征中,涌现出了第一位“开国女将”李贞和张琴秋、王泉媛等著名女将领。

(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女红军们不仅要对敌作战,还要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做斗争,以确保红军胜利完成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因此引发了党和红军内部的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许多女红军明辨是非,坚定的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护北上。长征中担任妇女独立团团长的张琴秋,就曾经坚决地和张国焘进行过斗争。这一点从张国焘的回忆中就可窥见:张琴秋向我申述她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她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符和。对于军事策略,她们也有种种批评,[10]比如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任妇女部长的刘坚,她在张国焘主持的主张“西进”的动员会上 ,面对张的说法,刘坚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西进”的危害。她说:“从军心看,广大指战员要求共同北上抗日,不愿“西进,否则会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从物质条件讲,现在御寒品和粮食都无准备,即使敌人消灭不了我们,自己也会冻死、饿死。”康克清赞扬她为小钢炮,把张国焘打哑了。[11]女战士危秀英在险恶的环境下,机智勇敢地从红四方面军带出一个连随党中央北上。康克清协助朱德进行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在部队中开展工作,鼓励大家讲团结,按组织原则办事。同样,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李伯钊功不可没,[12]她想办法搞到一份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松岗开会记录转交党中央 ,成为揭露张国焘罪行的重要物证,“为党立了一功”。[13]女红军们通过各种方法,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

二、无私奉献的后勤保障队

(一)护理伤员

长征途中,战争时有发生,伤病员不计其数,如果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和精心护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既会影响红军的集体战斗力,更易挫伤其他红军作战的积极性,因此护理伤病员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长征中,女红军们出色完成了战场救护、卫生防病等任务。在战场上,女红军们冒着炮火救治伤员,伤员多时她们还要抬担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洗衣队的200多人,背药箱、抬担架﹑救死扶伤,没有落下一个伤病员。遭敌机袭击时,有的女战士为掩护伤病员受伤或牺牲。如在贵州盘县,部队遭到敌机袭击,贺子珍为掩护伤病员,身受重伤,全身挂花17处。姬鹏飞曾夸奖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14]

在行军和宿营时,她们还尽心竭力做好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红二十五军的七名女护士在收集购买药品的同时,还多方采集中草药,“宁愿自己多受累,也要千方百计的减少阶级兄弟的痛苦”。[15]战争结束后,女红军为伤病员包扎伤口、打针换药、洗涤血衣、喂水喂饭,千方百计的减少伤病员的痛苦。红四方面军的女医护工作者“吃大苦 ,耐大劳 ”,为伤病员包扎伤口、打针换药,部队称她们是“卫生员”。正如红军战士危秀英回忆道:长征途中 ,政治战士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 ,常常是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在头顶上飞,我们猫着腰,背上几个人的东西,搀扶着掉队的同志,又跑步又爬山。[16]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 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 ,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 ,许多伤员就完了。[17]

徐特立在他的《长征中的医院》中 ,有对女红军这样的评价: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沿途雇担架民工,进行民工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但所雇民工不够时,自己也抬过担架……部队是照路前进。雇民工的女同志,总是从道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动鼓动。因此部队行五十里,她们就走了六十里或六十五里。[18]总之,女红军战士认真负责的医护工作,为部队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重要的医疗卫生保障。

(二)筹粮筹款

长征中,缺粮问题突出。红军的物资供给,主要靠沿途筹集。女红军们主要用三种方法筹集粮食。一方面通过打土豪夺粮来筹粮筹款,在斗争实践中 ,李坚真等创造了“一眺二听三看 ”的办法 ,情况判断准确,打土豪,打得稳,打得准;另一方面通过和平的方式,如向群众买粮、谈判和说服。向群众买粮是最常用的方法,有时通过谈判的方法。1935年 5月 ,红四方面军经过藏族聚居区时 ,为筹集粮食和物资,派出红军女干部张琴秋等与喇嘛寺进行谈判,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 ,打消了对方的顾虑 ,“达成了成交牦牛1000头 ,羊 3万只 ,青稞麦和炒面 45万斤的协议 ”。[19]此外,武装夺粮 ,是红军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手段,妇女战士们有时也参与这样的斗争。1935年秋在四川马尔康地区,反动势力煽动藏族群众同红军闹对立,藏匿粮食,妇女独立团的两个连不得不冒着敌人打冷枪的危险到山坡上收割青稞,同敌展开武装夺粮,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正因为女红军的努力筹粮,许多战士才没有被饿死,顺利的走出了草地,以此保证了部队的生存和战斗力。

(三)制造被服

部队转战野外,缺少衣服,因此缝制和补充战士们的戎装就成为妇女后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给战友们赶制军服,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不顾疲劳,忍饥耐寒,纺线、织布、染色,缝制出大批军服;在赶制冬装时,棉花和布奇缺,女红军们还入深山割棕代布制成“棕衣”,为战士们御寒,有的女战士因此被毒蛇咬伤而牺牲;在即将同红二、六军团会师之时,女战士们还设法收集羊毛羊皮,精心编织毛衣毛袜,赶制皮衣和各种慰问品,“以便献给远征而来的战友”,在解决服装保障问题上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不愧为女红军的突出代表。正因为女红军的努力,许多战士才没有被冻死,顺利的过了雪山,女红军们为部队的生存和战斗提供了保障。

(四)运输修路

万里转战,运输任务异常繁重,部队除雇请民夫外,女战士也承担了这方面的艰巨任务。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兵工营是一支坚强的运输队,数千名伤员,以及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机器和近十万人的吃穿用物资,大都是由女战士转运的。除此之外,还担负运粮食、挑行李、背物资弹药 , 在长途跋涉中,平均每人负重四五十斤。[20]老红军钟大姐回忆道:开始长征时,有些女同志抬担架,有些运粮食,有些背药棉花,都搞得一大包一大包的,很沉。像我当队长,还背一个大个棉花包。一路上洗纱布,搞粮食。在行军中,大家都咬紧牙关身背粮食,沿着崎岖的山路、泥泞不堪的草地,一步一滑、三步一摔地完成组织上交的各项运输任务。过雪山时,道路险峻、气候恶劣,女战士们冒着冰雹、大雨,背着粮食、物资和行李艰难行进。妇女兵工营的女战士们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跨过草地,写下了英勇无畏的篇章。

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在民夫逃跑的情况下,也要负责抬担架。抬担架的民夫多是临时雇请的。行军时,有的民夫走累了或是中途逃跑了,女战士就自己抬担架。在过泸定铁索桥时,部分民夫开了小差,女战士们用绑带把担架、药箱等绑在自己的肩头、手臂上,扶着铁索,把伤病员和物资运到对岸。李富春称赞这些女战士“不愧为革命劳动妇女的模范”。[21]她们排除万难的气概,保存了红军的实力,给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供给,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在长征中,为主力部队的前进开辟道路,也是女红军们担任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妇女独立团有一个连专门负责修路架桥。一次在马尔康地区行军时,刚架起来的桥被敌人破坏了,女战士们毅然跳进冰冷的河水中,用肩膀和木板架起人桥,保障了部队的顺利通过。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妇女独立师一部随前卫部队行动,为后续部队疏通道路。雪山上,空气稀薄,冰路坚硬,她们却开凿了一条“天梯 ”,按时完成了开路任务。妇女独立师到达炉霍时,2500人仅剩下1000余人,不得不恢复了独立团的建制。

三、革命真理的政治宣传队

(一)对群众宣传革命知识,播撒红色种子

条件越艰苦,女战士的政治宣传作用越重要。因为远离根据地长征,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军作战,加强群众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女红军总是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每到一地,就承担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 、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扩红拥军工作。在遵义地区,以李坚真为工作组长,筹建并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李伯钊等女干部组织了“红军之友社 ”。危秀英一人在遵义先后动员 200多个青年参军,并将几百个重伤员寄养在群众家里。[22]金维映在黎平做群众工作十分出色,被当地群众盛赞为“穆桂英转世”。在红四方面军开辟的新解放区,妇女独立团的战士积极投入宣传发动群众、扩红的工作,使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通过女红军的努力,群众的觉悟得到了提高,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有利于长征的胜利进军。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女红军们深入宣传、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主张,刻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以实际行动争取教育少数民族群众,解除了他们对红军的疑虑,数百名藏族同胞报名参加了红军,从而建立了藏族人民的革命政权格列德萨苏维埃政府。正像红军女战士危秀英所说:“在藏族地区,红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当地藏民解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 [23]在甘肃回族聚居的兴隆镇,红二十五军的几位女护士热情向群众作宣传,并“在医院院长钱信忠的带领下,深入到群众家里,热心为病人治病 ”,赢得了回族群众的广泛赞誉 。[24]这样有利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女红军就这样走一路撒播一路革命的火种,把党的主张,红军的影响,一点一滴的渗透到群众中,使兵力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壮大了红军的队伍。

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的女战士,还要对民夫进行宣传,以稳定情绪,保证担架任务的完成。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的一部分女战士,担任照料抬担架的民夫的工作,被称为“政治战士”。[25]每个“政治战士”要管理三四副担架,她们和抬担架的民夫同行。民夫都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元,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民夫走累了,她们就唱山歌或讲故事给以鼓劲,民夫走不动了,她们还要顶替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好民夫的生活,还要把自己辛苦背着的粮食节省下来给民夫吃。她们积极工作的态度,对振奋民夫的精神,稳定思想情绪,保证担架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为此,董必武曾赞叹道:“那样的去完成工作,是许多男人所不及的。”[26]

(二)对指战员的宣传,鼓舞了红军士气

对红军指战员的宣传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在行军途中的宣传,目的“使红军指战员在行军途中振作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疲劳,不开小差,不掉队”;爬雪山时,搞宣传鼓动的战士们顾不得不许说话的命令,她们使出全身的气力唱歌、说快板,鼓动伤病员向山顶爬去。二是做好战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目的激励斗志,使战士们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保证战斗的胜利;在红军强渡大渡河时,蔡畅被红军敢死队夺取泸定桥的精神深深感动,站在桥头,唱起了《马赛曲》,使战士们视死如归、赴汤蹈火。三是做好宿营休息时的宣传工作,使大家得到有益的思想教育、文化娱乐和充分的休息,以消除疲劳,迅速恢复战斗力。如:在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喊口号,说快板,唱战斗歌曲,放留声机,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等,有时还组织“化妆宣传”。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来“鼓舞士气,活跃大家的情绪,减轻战士们的疲劳 ”。

红一方面军的康克清、刘英等女干部是做政治宣传工作的模范。很多战士都曾被蔡畅的《国际歌》感染过、被“赤色明星”李伯钊的舞蹈激励过,蔡畅的歌声、李伯钊的舞姿一时间成了红军指战员谈论的话题。连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地回忆道: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片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娱队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她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在红军的宣传队中 ,有许多女战士,她们随军前进,演出歌剧、舞剧、双簧、活报剧、对口剧、山歌等,以乐观的情绪鼓舞和感染部队。红四方面军“新剧团 ”有 100多人,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剧团中设有音乐队、舞蹈队。在行军中,宣传队员们唱莲花落、打金钱板,鼓舞士气。翻越夹金山时,女战士们唱道:“夹金山上雪凝冰,脚踏冰雪奔前程。革命豪情比火热,熔冰化雪步不停。”过草地时,女战士们唱道:“野菜吃来甜又香,喂饱红军饥饿肠,没米没面算什么……红军粮库遍山冈。”李坚真创作的“唱支山歌当点心”,在部队中广为传唱。女红军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前进的队伍,“使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途变得富有生气”。

四、长征精神的塑造者

长征路上,女红军们坚定革命必胜的理想和信念,勇往直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把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甚至超过个人的生命。红一方面军的杨厚珍、危拱之,红四方面军的王泽南等女红军曾经缠过小脚,她们凭着坚强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跨越万水千山。红军女战士姜秀英的脚受伤骨折,溃烂发炎,为了跟上部队,她从老百姓家中借来斧头,将溃烂的脚趾砍掉。吴顺英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她让医生把嵌在肩胛骨里的弹头取了出来。在长征路上,三个方面军中都有女同志生过孩子,为了不给部队造成拖累,她们忍痛把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老百姓。贺子珍曾说:“我们现在流血流汗,克服困难,为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子孙万代的幸福,我们今天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女红军们对党一片赤胆忠心,不管条件多么的艰苦,都严守党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像危秀英回忆的:“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块青稞,长的稀稀落落的没人收,原因是麦穗结实太少,不打算割了,但朱总司令严肃认真地说,即使群众不打算收的,我们也不能违反红军铁的纪律,他要我们把29银元送到了麦地主人家里。还有一次,一个藏族老大爷请我们喝牛奶,虽然很久没吃东西,也不能随便吃群众的粮食,违反军纪,为了不惹老大爷生气,只好假装肚子疼,赶快离开。”一方面军过云南边境时,女战士谢飞等人,在一间没有主人的房屋里意外的发现一筐梨,她们踌躇再三,只拿了一个梨给发烧的战友吃,并给主人留下了12个铜板和一封说明情况的信。这就是红军铁的纪律。

长征路上友谊是最为珍贵的,同志们互相搀扶走完了长征路。在长征中,危秀英就把一个受伤的男战士背出了敌人的追捕范围,赶上了主力部队。危秀英说过,在长征路上,我救过许多红军战士的命,许多红军战士也救过我的命,这种情况在长征路上经常可见。部队过草地时,粮食很难筹措。女战士们把自己分得的一点点粮食让给作战部队的战友,自己吃野菜、野草,有的因中毒而牺牲。女红军们紧密团结,发扬集体主义,营造革命的大家庭。

    在长征中,女红军们舍小我而顾大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她们是长征精神的塑造者,正是这些伟大的女性与参加长征的所有志士一起,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五、中国妇女解放的楷模

女红军参加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结果。在旧中国,广大妇女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境极为悲惨,她们受封建制度压迫最严重,在封建的男权、夫权、神权等三纲五常的桎梏下,没有一点点的自由和自尊,具有强烈的翻身愿望和革命要求。女人参战的动机多半与改善女性的婚姻状况有关:一是摆脱童养媳的处境;二是摆脱包办婚姻,还有一些是反对家长专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参军参战几乎就是妇女逃避传统婚姻、走出家庭的最佳出路。因此,这些女红军,毅然冲破家庭的阻力,走出家乡熟悉的环境,远离那些封建的纲常伦理,冲破封建的藩篱,放开小脚,剪短头发,带上八角帽,穿上军装,投身革命,这给广大妇女起了带头作用。

在长征中,女红军们每到一地都特别注意利用一切时机开展妇女工作,帮助当地妇女生产、做家务,用现身说法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的口号,号召妇女参加革命,为彻底解放而斗争。在各革命根据地,她们开展妇女工作,建立了妇女组织,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妇女革命武装也随着形势的发展陆续出现。1929年,在江西瑞金首先成立了一支女子义勇队,康克清任队长,直属红军总司令部。1933年 3月,川陕苏区在各县妇女武装的基础上成立妇女独立营,陶万荣任营长,曾广澜任教导员,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是川陕苏区成立的第一支正式的红色妇女武装。1934年 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共 1200余人,曾广澜和张琴秋分别担任团长和政委。不久,又增设妇女独立二团。1935年 2月,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全师有2000余人。由此可见,在女红军的影响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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