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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社会背景看《讲话》的现实意义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浏览次数:4061

江 林   高慧琳

  半个多世纪前,以毛泽东、凯丰名义邀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里举行了座谈会。1942年5月2日与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引言”和“结论”的讲话。《讲话》全文于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10月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因此,“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文艺界的整风是由毛泽东分管的。延安文艺界的整风问题除具有全党整风运动的共同任务之外,还具有文艺界的自身的问题和任务。

  当年,延安文艺界究竟有多少人?未见有统计数字。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投奔延安的。他们满怀爱国热情,推动了延安和各根据地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诚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曲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延安文艺运动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延安和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

  但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延安的艰苦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正如周扬同志讲的:他们没感受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依然是写他们圈子里的人和事。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一些文艺工作者本身存在的弱点,便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在整风运动后期发表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于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中列举了这样一些观点: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的则是在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它归纳为“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为群众的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一位名作家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个钉子》的小说。小说描写延安某机关搬家时,两个同志为墙上发现的钉子发生争论,一个要拔,一个要留,并提高到这是对待公物的态度问题。当两人互相指责时,又来了一位同志把钉子拔下来保存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两人又重归于好。博古看了这篇小说后提出批评说:“看了这篇作品就像让人碰了钉子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是“我们几个搞文学的知识分子在很小的圈子里面彼此往来以外,没有另外的朋友,当然更没有同工人,同士兵交朋友。”

  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以鲁艺为例,整风运动前强调“正规”与“提高”。因此,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舞台上充满了大、洋、古,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蜕变》,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沃尔夫的《马门教授》,京剧《群英会》、《法门寺》、《四进士》、《玉堂春》、《空城计》等等。这些戏都是名著佳作,但在战时的延安与老百姓的接受能力还是有距离的。鲁艺的不少教师与桥儿沟农民相邻,但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他们往来。整风开始后,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对此作了检查:“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成了关门提高的错误。”①鲁艺美术系教员、实验剧团主任钟敬之说道:“尤其是在有的同志中间还存在着不少‘糊涂观念’,在思想上轻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看不起民间艺术,不愿做‘突击性’工作,认为这些工作只是‘完成政治任务’,没有艺术创造的意义。有的同志沉浸在西洋古典作品的世界,创作上轻视小形式,热衷于搞大作品,演大戏,就是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所谓‘关门提高’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是在经历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以后,才得以受到教育和给予纠正的。”②在所谓“写光明”与“暴露黑暗”的问题上,座谈会前,“文艺的任务就是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讽刺笔法”,“不歌功颂德”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和一些文艺刊物上有不少宣扬这种主张的文章发表。从1942年2月起,《谷雨》杂志就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9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3日和23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2日)、罗锋的《还是杂文时代》(3月12日)、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4月8日)等文章,这样的文章不仅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在一次关于《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上,贺龙、王震对《“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文艺界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就否定了丁玲。后来她写的《田保霖》毛泽东就很称赞。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延安引起很大争论,比《“三八节”有感》争论的更尖锐。王实味用年轻女共产党李芬的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作为背景,用强烈的对比讽刺延安已经没有革命气息,到处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到处是等级制度森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借用一对女青年所谓的“对话”,发泄他对延安现实的不满:“……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有点特殊主义,事事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

  王实味的文章火药味儿很浓,但他不代表整个延安文艺界。毛泽东曾批评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的。”③当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受组织委托,同王实味谈过两次话,也写过两封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王实味是1937年底到延安的,先后任鲁艺、马列学院教员、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在延安翻译过许多马列著作。在整风运动中因他的杂文中的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后来被错定为托派分子,1947年撤离延安赴晋西北途中,未经中央批准被错杀。1991年2月公安部予以平反。

  总之,面对着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为了召开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会前找了许多文艺界同志谈话,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先后约去谈话的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欧阳山、草明、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还与鲁艺的教员们进行了集体谈话。194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以毛泽东、凯丰署名的用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日前文艺运动的多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将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60年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历程是沿着毛泽东《讲话》的方向前进的。《讲话》的基本精神有两点:一个是为群众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所确定的原则也是两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两个两点,并不是毛泽东“天才”的发现,而是他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与当时延安的社会实际相联系,并经过大量地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后提出来的。《讲话》的精神和原则,促进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当然,《讲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讲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特务文艺”之类的话删掉了,这在当时整风运动中讲是符合政治需要的,但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就不合时宜了。正如郭沫若当年所说的:《讲话》是“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也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新的世纪里,当今的政治形势、社会背景、生活实践与延安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依然是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体现了《讲话》精神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准确地把握与反映时代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注  释:

  ①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

  ②《新文学史科》,1982年2期。

  ③《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55页。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