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社会背景看《讲话》的现实意义

江 林   高慧琳

　　半个多世纪前，以毛泽东、凯丰名义邀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里举行了座谈会。1942年5月2日与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引言”和“结论”的讲话。《讲话》全文于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10月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因此，“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文艺界的整风是由毛泽东分管的。延安文艺界的整风问题除具有全党整风运动的共同任务之外，还具有文艺界的自身的问题和任务。

　　当年，延安文艺界究竟有多少人?未见有统计数字。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投奔延安的。他们满怀爱国热情，推动了延安和各根据地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诚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曲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延安文艺运动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延安和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

　　但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延安的艰苦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正如周扬同志讲的：他们没感受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依然是写他们圈子里的人和事。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一些文艺工作者本身存在的弱点，便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在整风运动后期发表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于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中列举了这样一些观点：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的则是在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它归纳为“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为群众的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一位名作家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个钉子》的小说。小说描写延安某机关搬家时，两个同志为墙上发现的钉子发生争论，一个要拔，一个要留，并提高到这是对待公物的态度问题。当两人互相指责时，又来了一位同志把钉子拔下来保存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两人又重归于好。博古看了这篇小说后提出批评说：“看了这篇作品就像让人碰了钉子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是“我们几个搞文学的知识分子在很小的圈子里面彼此往来以外，没有另外的朋友，当然更没有同工人，同士兵交朋友。”

　　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以鲁艺为例，整风运动前强调“正规”与“提高”。因此，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舞台上充满了大、洋、古，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蜕变》，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沃尔夫的《马门教授》，京剧《群英会》、《法门寺》、《四进士》、《玉堂春》、《空城计》等等。这些戏都是名著佳作，但在战时的延安与老百姓的接受能力还是有距离的。鲁艺的不少教师与桥儿沟农民相邻，但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他们往来。整风开始后，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对此作了检查：“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成了关门提高的错误。”①鲁艺美术系教员、实验剧团主任钟敬之说道：“尤其是在有的同志中间还存在着不少‘糊涂观念’，在思想上轻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看不起民间艺术，不愿做‘突击性’工作，认为这些工作只是‘完成政治任务’，没有艺术创造的意义。有的同志沉浸在西洋古典作品的世界，创作上轻视小形式，热衷于搞大作品，演大戏，就是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所谓‘关门提高’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是在经历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以后，才得以受到教育和给予纠正的。”②在所谓“写光明”与“暴露黑暗”的问题上，座谈会前，“文艺的任务就是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讽刺笔法”，“不歌功颂德”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和一些文艺刊物上有不少宣扬这种主张的文章发表。从1942年2月起，《谷雨》杂志就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9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3日和23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2日)、罗锋的《还是杂文时代》(3月12日)、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4月8日)等文章，这样的文章不仅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在一次关于《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上，贺龙、王震对《“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文艺界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就否定了丁玲。后来她写的《田保霖》毛泽东就很称赞。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延安引起很大争论，比《“三八节”有感》争论的更尖锐。王实味用年轻女共产党李芬的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作为背景，用强烈的对比讽刺延安已经没有革命气息，到处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到处是等级制度森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借用一对女青年所谓的“对话”，发泄他对延安现实的不满：“……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有点特殊主义，事事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

　　王实味的文章火药味儿很浓，但他不代表整个延安文艺界。毛泽东曾批评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的。”③当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受组织委托，同王实味谈过两次话，也写过两封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王实味是1937年底到延安的，先后任鲁艺、马列学院教员、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在延安翻译过许多马列著作。在整风运动中因他的杂文中的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后来被错定为托派分子，1947年撤离延安赴晋西北途中，未经中央批准被错杀。1991年2月公安部予以平反。

　　总之，面对着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为了召开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会前找了许多文艺界同志谈话，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先后约去谈话的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欧阳山、草明、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还与鲁艺的教员们进行了集体谈话。194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以毛泽东、凯丰署名的用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日前文艺运动的多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将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60年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历程是沿着毛泽东《讲话》的方向前进的。《讲话》的基本精神有两点：一个是为群众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所确定的原则也是两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两个两点，并不是毛泽东“天才”的发现，而是他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与当时延安的社会实际相联系，并经过大量地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后提出来的。《讲话》的精神和原则，促进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当然，《讲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讲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特务文艺”之类的话删掉了，这在当时整风运动中讲是符合政治需要的，但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就不合时宜了。正如郭沫若当年所说的：《讲话》是“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也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新的世纪里，当今的政治形势、社会背景、生活实践与延安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依然是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体现了《讲话》精神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准确地把握与反映时代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注  释：

　　①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

　　②《新文学史科》，1982年2期。

　　③《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55页。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